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第1页）

李鸿章自在上海打天下起，即开始聘用洋员，他的幕府里也有洋幕僚及精通洋务的人才。通过阅读书籍和向身边洋人或幕僚了解，李鸿章对于外国法律已初有了解，知道国外对于审案尤其是重案命案，非常注重证据。

经过思考和权衡，李鸿章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以中外共审，一起检验证据为名，要求罗淑亚就他所提出的处决中国官员等过分要求，提供相应的证人和证据。

既然法国人也很讲究证据，那么，问题来了，罗淑亚到天津后，是如何寻找到证人和证据的呢？李鸿章分析，这些证人无非就是洋行的买办、翻译以及混迹街头的市井无赖，他们为法方作证并提供情报，而李鸿章在津案中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控制住这些证人，切断罗淑亚的情报源。

此招堪称老辣。然而一夜之间，罗淑亚就再也找不到人肯为此作证了，而李鸿章却弄来证词，往他面前一摆，表明陈国瑞与津案无涉，可免受一切处罚。

李鸿章除了“用痞子手段”外，也不失时机地与罗淑亚进行多轮会谈，给他分析教案的是非缘由，言明是领事丰大业开枪在先，中方已按照sharen者抵命处理，实属公允，没必要再牵扯他人。

罗淑亚不甘就此罢休，又去京城纠缠总理衙门，没想到总理衙门也学会了李鸿章的那一套，官员们不是相互推诿就是拖延时间，令罗淑亚“倍感绝望”。

罗淑亚不硬气，其实还与普法战争的结果有关。就在天津教案处理之时，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爆发战争，法军在色当惨败，法国皇帝以及十多万法军官兵都做了普军的俘虏。

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为李鸿章处理津案提供了有利条件。李鸿章趁热打铁，他发现俄国态度与他国不同，除了想索要赔偿外，对于处决中国人犯态度并不积极，于是便请俄国从中调解。

再次谈判，法国人的态度已明显转软，在内外交困，近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罗淑亚率先做出让步，表示不再要三名中国官员抵命，倒是朝廷自己认为天津府县官员对造成津案负有责任，必须严行惩办，故仍将张光藻、刘杰予以重罚，下令发配至黑龙江充军，而陈国瑞因被认为无直接责任，得以免予处罚。

李鸿章对法方的高效率外交处理，使得与俄、英、美三国的谈判进程也骤然加快，因发现俄国更在意高额经济赔偿，而并不在乎要不要抵命，李鸿章便通过与俄谈判，将四名涉及杀死俄国商人，本拟处以死刑的人犯改判缓刑。

1870年10月7日，李鸿章、曾国藩联合对津案进行第二次奏结。在第一次奏结的基础上，此次按照曾国藩原先拟定的方案，增加死刑犯五人，充军流放四人，这样一共是处决二十人，流放二十五人，另以原负责天津外交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专使，前往法国致歉。与曾国藩的原方案相比，除不再让中国官员抵命，以及使事关俄国的四名人犯得以幸免外，经过李鸿章与法、俄、英、美分别谈判，还减少了相关的抚恤金，最终实际赔偿白银二十五万两。对于这一结果，包括法俄英美在内的各国均无异议，令时人关注的天津教案终于告一段落。

第二次奏结的消息传开后，曾、李这对师徒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舆论将攻击的矛头都齐刷刷地指向曾国藩，骂他“软弱惧外”，有人直呼他为“卖国贼”。在清廷内部，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的保守派对于曾国藩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乃至有要求严惩曾国藩以谢国人者。当时还有人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来挖苦曾国藩：“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国藩曾被朝廷和全国士绅民众视为救星，推崇为“名将名相”“同治中兴第一名臣”，但是现在，这个天王级偶像说倒也就倒了，因为津案，他所拥有的所有荣誉和声望都近乎扫地以尽。这让曾国藩痛苦不堪，就像后悔当初裁减湘军一样，他对查办教案一事也终生悔恨。

反之，李鸿章却身价倍增，他在接手津案后的表现以及所展示出的外交才干，受到朝野一致认可。各国对李鸿章的办事效率亦表示满意。

处理天津教案，在李鸿章的一生中，只能算是一个偶然“过客”，但它却在有意无意中成就了李鸿章，有研究者指出，李鸿章此后的一切升迁，都与之有关。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的地位、声望以及实际权势都开始全面超越曾国藩，汉臣之中，逐渐无人能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