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策（第1页）

让各国进行干预，重新选择中国皇帝，并且不排除汉人的选项，这在卜力看来，分明就可以推断为李鸿章已有称帝之心，或至少不是不乐意当皇帝。卜力暗暗心喜，他立即试探性地回答：“西方大概会征求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然后做出决定。”

按照卜力的想法，此言一出，李鸿章就应该领会到，他本人就是西方所认为“中国最强有力的人”，接下来双方就可以进入正题，围绕“两广独立”以及拥李为王或总统，心照不宣地进行讨价还价了。这时卜力注意到，李鸿章眯起了眼睛，他觉得这是一种微笑，但随后的画面却让他不得不迅速纠正自己的错觉，李鸿章用东方式缓慢沉稳的语调说：“慈禧皇太后是中国最强有力的人！”

卜力其实自始至终都没有听懂李鸿章的话。李鸿章前面一番议论的本意，并非觊觎皇帝宝座，而是出于稳定中国政局和善后的需要，希望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不要抛弃慈禧，卜力的表态让他很不满意，所以他才会明确告知对方：不管慈禧有什么过错，她仍是“中国最强有力的人”，或者说是“最有能力的统治者”。

会谈结束了，李鸿章没有接受卜力最后的劝说和挽留。卜力告知正在海面上焦急等待结果的孙中山：“他（指李鸿章）无意冒险搞什么‘两广独立’，而正准备扮演他将来在北京的角色，即充当中国的和平使者，或者是它的新统治者。”

孙中山自然倍感失望，孙中山的助手陈少白是“两广独立”的知情者和策划人之一，他此前已与随李鸿章北上的刘学询暗中联络，闻讯也颇不甘心，便又登上“安平”轮，欲请刘学询再次向李鸿章进言，然而刘学询无可奈何地表示，李鸿章“意志坚决，无法劝阻”。

“一个由十九世纪后半期的风霜雨露铸育出来的老人，只能属于十九世纪。”一位现代学人如此评述李鸿章。作为一个在崇尚宋学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仕宦子弟，李鸿章自六岁起，便接受了严格的儒家思想传统教育，到了他现在这个年纪，其人格结构已经相当稳定，非外力所能轻易撼动。在李鸿章的心目中，君臣之位是绝对不能僭越的，他忠于君主，忠于朝廷。疆吏即便手握大权，亦绝不可“窥测朝廷之迹”，这是他与西方人卜力、革命家孙中山的根本区别所在。让他搞“两广独立”，怂恿他当皇帝，他的价值观会本能地提醒他，那就是在造反，是流寇和坏人才做的事，身为国之重臣，绝不能动此“邪念”，所谓李鸿章有意成为“新统治者”，不过还是出于卜力自己的想象。

对于北上，李鸿章心意已决，“安平”轮驶离香港，继续往北方驶去。海风中夹杂着的燥热，不适合已经明显体弱的老者，随从们不时提醒李鸿章回舱房休息，但他却执意要在甲板上多坐坐。或许，他已经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能够饱览大好河山的机会不多了，也可能是把海上的惊涛骇浪，当成了他即将面对的各种艰难险阻，在内心不断进行思考和权衡。

梁启超上、中、下三策，上策“两广独立”已经被李鸿章排除，中策是“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但李鸿章过去一手打造的北洋海陆军，早已在甲午战争中溃灭殆尽，现在身边没有一支强有力的亲信部队，如何“勤王剿拳”？剩下来的便是下策，“受命入京，投身虎口，即将为顽固党所害”。李鸿章采取的正是这个所谓“下策”，不过首先给他下马威的，还不是义和团或顽固派，而是洋人。

1900年7月21日，李鸿章一行抵达上海。刚下码头，众人就感受到了一种异样气氛，除本地官员外，前来迎接的外籍人士，仅寥寥几名海关职员，各国领事似乎事先已有默契，在这一天全都不见踪影，李鸿章甚至连礼节性的问候都没能得到。

显然，李鸿章的北上任命遭到了欧美国家的集体漠视。虽有俄国予以支持，双方已达成默契，但这也给李鸿章打上了“亲俄派”的标签。鉴于英俄远东对抗的背景，英国对此尤其不喜，在卜力挽留失败后，即将李鸿章的形象定位为“老迈阴谋家”“无良心的政治家”“擅长手段、不讲信用的旧官僚”，诸如此类。英国驻沪领事公开表示不欢迎李鸿章来沪，不仅拆下了用于欢迎李鸿章的彩坊，还不准李鸿章的两百余亲兵卫队登岸，直至解除卫队的武装后，才允许二十名随员进入租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个被外国人奉承惯了的高傲自大的清朝官员，这次不得不领教一下不受欢迎的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