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第1页）

1900年7月16日，李鸿章将总督关防、盐政印信和王命旗牌，移交给兼署两广总督的广东巡抚德寿，然后在制台衙门与文武百官告别。次日，李鸿章结束了他在广东仅半年多一点的任期，离开广州，坐舟北上。

自雍正朝以来，天字码头便是广州指定的官方码头，但凡官员走水路至广州或离开广州，都要经由此地。当天，素来庄严整肃的天字码头，更是一派阵仗威严的气氛，将军、巡抚以下官员及广东方面的显要人物，纷纷聚集于岸边的日近亭，送别李鸿章。

在贴身侍卫的搀扶下，李鸿章颤颤巍巍地走过跳板，登上招商局“安平”轮，之后在甲板的小藤榻上坐了下来。船要等待潮涨才能开，利用等候起航的这段时间，李鸿章请前来送行的南海知县裴景福入见，并与之有了一番让人印象深刻的对话。

前来给李鸿章送行的官员很多，裴景福只是个知县，为何却能得到李鸿章的特别青睐？事情还要从八年前的冬天说起，那年冬天，裴景福调任广东当知县，路经天津。当时甲午战争还未开始，李鸿章尚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裴景福是安徽人，知道李鸿章重视乡情，裴景福便去总督府拜望老乡。刚刚坐定，李鸿章就大声问他：“你想刮广东地皮吗？”安徽人称匪盗为“地皮”，但裴景福一下子没弄明白“刮广东地皮”是什么意思，因缺乏思想准备，他当场就蒙住了。

八年后，李鸿章督粤，裴景福还在广东，而且还是知县，不过是从其他县调到南海县而已。当他以南海县令的身份晋见李鸿章时，李鸿章问他：“你再任首邑（即县令），为政先从哪里着手？”裴景福这时早已理解李鸿章所谓“刮地皮”，就是剿匪的意思，南海县匪情严重，李鸿章督粤后首重剿匪，故而才会有此一问，于是他便一本正经地答道：“先刮南海地皮。”李鸿章立刻想到了与裴氏初次见面时的情景，于是问道：“十年（实际为八年）了，还没有忘记我说过的那句话吗？”裴景福不卑不亢地答道：“这是您给我的命令，也是您给我的告诫，我怎么敢忘呢？”

裴景福做了八年地方知县，都不能得到提升，用裴景福自己的话来说，是因为其性格“戆且隘”，在上司面前过于刚直，不懂转圜。有一次，李鸿章要将裴景福治下的一名陈姓把总撤职，裴景福表示反对，极言陈把总缉捕颇为得力，不应撤换。李鸿章起初很不高兴，说：“我身为堂堂总督，连一个把总都不能撤了？”裴景福性子上来了，比他还来火，说：“如果确实赏罚公平，你杀了他也可以，何况是撤呢？”说完气呼呼地扭头就往外走。李鸿章马上意识到自己以势压人的不对，遂追出门外，用手杖相招道：“好商量，何必动气。”裴景福这才回屋，向李鸿章道歉，李鸿章也听取他的意见，不再坚持将陈把总撤职了。

裴景福对李鸿章的宏阔大度极为钦佩，李鸿章亦对裴景福信任、器重有加，因为这层关系，李鸿章才会在开船前，破格请裴景福谈话。时值盛夏，天气炎热，裴景福登上船后，一眼就看到李鸿章身着一件蓝短衫，正闭着眼睛倚在藤榻之上。裴景福首先对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表示祝贺：“外洋有电，诸领事皆额手称庆。”这是裴景福的恭维客套之语，并不完全是实情。在李鸿章宣布即将启程北上赴任直督后，除俄国外的其他国家对此都态度消极，英国港英当局对此尤感愤懑和惊慌。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香港总督卜力，均通过英国驻广州领事，以“留在广州，对和平事业最为相宜”，劝告李鸿章重新考虑北上的决定，李鸿章则客气地予以婉拒。

前方艰险，遍布荆棘，但北方危机的不断蔓延，朝野上下的急切期盼，使得李鸿章不能也不愿再偏安于岭南。听到裴景福的话后，他缓缓地睁开双眼，用抑扬顿挫的声音说道：“舍我其谁也！”那种非凡的气魄和担当，令在场众人均肃然起敬。继而，李鸿章盯着裴景福，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广东头大城中，情况紧急时，可以依赖的人，有几个呢？你能任事，取信于民，为地方消除祸患，看来督抚还不如州县之官！若能够扼制内乱，又何至于招来外侮，你们要多努力！”

说是闲谈，其实是纵论时势，裴景福借机问李鸿章，大局自此会不会不可收拾。李鸿章勉强以乐观的口吻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师虽然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故，但大清的根本尚未动摇。”他对几个开明的地方督抚寄予期望，“幸有袁慰庭（袁世凯，字慰庭）主持山东，香涛（张之洞，号香涛）、岘庄（刘坤一，字岘庄）一向都有定见，他们必能联络，保全上海，不至于一蹶不振。”

裴景福又问李鸿章对于京师安危的看法。根据对八国联军兵力集结情况的分析，李鸿章推断京师最危急的时候应该是九到十月之交，但聂贡亭（聂士成，字贡亭）已阵亡，马、宋（马玉昆、宋庆）诸军都已零落不堪，对敌军的牵制必不得力。再者，英日此次派兵均很多，尤其日本因距离中国最近，调兵自然也最为迅速，加上英军相助，李鸿章估计到八九月，京师恐怕就已不能保全了。说到此处，他眼中含泪，忽然用手杖触地，怆然言道：“内乱如何才能够制止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