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妄之灾（第1页）

就在慈禧召见李鸿章的次日，光绪连下三道圣谕，正式任命李鸿章为赴俄专使。圣谕下来后，李鸿章欣然受命，朝廷于是改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接任原由李鸿章负责的中日商约谈判。

张荫桓是当时公认的外交家、洋务专家。翁同龢等清流人士虽仇视李鸿章及北洋系，但因他们自身不懂洋务，所以不免也要招揽洋务专家为其所用。张荫桓即为翁同龢所赏识，翁同龢的辈分、资历、官职、声望皆在张荫桓之上，但翁请张办事，却在函中署称“吾兄”“我兄”，有时竟称“吾师”。

由于得到帝党清流的垂青和极力推荐，张荫桓给光绪留下了极好印象，这给他的谈判带来了很大便利，后经长达半年时间的谈判，中日终于达成新的商约，此即中日《通商行船条约》。

自《马关条约》以来的中日谈判，本质上都是国家实力的综合较量，个人在其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有限，李鸿章如此，张荫桓亦然。尽管与日方的条约原稿相比，张荫桓在国体利权、海关税源方面已经争回了一些民族权益，以致谈判结束后，日本zhengfu因对谈判结果不满，还做出了将林董召回国内的决定，然而不管张荫桓怎么努力，他都不可能像当年曾纪泽使俄那样，完全满足中国国内舆论的期待。于是毫不意外，张荫桓也被戴上了各种帽子，有说他专擅的，有说他揽权的，更有说他在谈判中受到巨额贿赂的，还有人就直接说他是和李鸿章一样的“卖国贼”，张荫桓不胜困扰，自谓这些非议特别令人寒心，以后凡是碰到对外谈判签订这类事，他都要想方设法绕着走，以免再遭受“无妄之灾”。

李鸿章中途被从商约谈判中调开，算是机缘巧合地避开了一个被舆论称为“奉旨卖国”的苦差。只是自《马关条约》之后，凡仍从事外交者，遭遇内部明枪暗箭都是随时随地的意料中事，李鸿章在拟定出国随员名单时，便与李鸿藻等人发生了冲突。李鸿章有意携带长子李经方随行，李鸿藻不以为然，朝廷接受李鸿藻的意见，但又怕李鸿章不高兴，便加恩特赏李鸿章的次子也是嫡长子李经述（李经方为继子）以三品衔，派他以参赞官的名义随侍赴俄。

李鸿章要携李经方随行，不是为了要给儿子加官晋爵提供方便，而是确有用得着之处。帝党清流却以此为由，欲再次掀起“倒李”风潮，翰林院编修丁立钧、翰林院侍读张百煦相继上书，借抨击李经方，对李鸿章发起弹劾。他们说李经方与英、日暗中勾结，在马关谈判中出卖了国家利益，继而称李鸿章素来与英、日交好，派他使俄，只会破坏“联俄”这一国家大计，因此建议换人。

李鸿章对此非常不满。丁立钧、张百煦之辈，在帝党清流中都只不过充当马前卒的角色，起着指挥作用的是翁同龢、李鸿藻。翁同龢就怕李鸿章不肯赴俄，自然不会再在里面推波助澜。李鸿章深知内情，于是便直接找到李鸿藻，与之进行激烈辩论，绝不肯相让。他同时上疏，指出李经述乃是一介书生，没有外交经验，出国只能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而李经方从小学习英文，后又曾出使英、日，熟悉外国情形，让其随行，可以照料途程，酬应宾客，其作用是李经述和其他人无法取代的。至于言官说李经方须为马关谈判负责，李鸿章强调，马关谈判极其艰难，且所有办理事务，均由他李鸿章“相机酌夺，请旨遵行”，李经方其时没有任何决定权，也不应为此负责。

不管李鸿藻在与李鸿章辩论时是不是服气，也不管朝廷究竟相不相信李鸿章的话，既然朝廷已经确定李鸿章是赴俄的唯一人选，便只能继续借重于他，遂俯允其请，加派李经方随行。

这下，李经方、李经述皆得随父远行，一个可协助办理公务，一个照料生活起居。毕竟将以高龄在海外长途跋涉，两个亲人的随行和协助，令李鸿章十分高兴，自云：“万里遐程，两儿并侍，亦差可慰老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