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俄制日（第1页）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zhengfu在偿付赔款方面压力极大，就在清廷感到为难之际，俄国自愿以年息四厘的低利贷，向中国借银一万万两，借款数额之大，利率之低，均令清廷喜出望外。

俄国在中国人的视野里，曾经是一个冷僻荒寒的北方大国，两国关系也谈不上好，自康熙朝开始，便边境纠纷不断。没想到在中国被打落尘埃、无人相助之时，它却主动拉上德国、法国，为中国仗义执言，并不惜通过战争威胁，使得已经失掉的辽东半岛重又复归原主。此举在引起中国人极大好感的同时，也使得朝野上下对俄国刮目相看，认为俄国在西方世界很有权威，有登高一呼，众山响应之能，加上这次承借巨款，俄国的新形象一下子就树了起来，与同为中国近邻的日本一比，更是显得光彩照人。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对中国造成的严重损害不言自明，其中仅赔款一项，就足以让中国财源为之枯竭，但它却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甚至在日本经济著作中还有“赔款景气”的时代专用名称。依靠勒索中国的大量银两，日本人一夜之间成了亚洲乃至世界的暴发户。现在马关的春帆楼前立有一块石碑，上面赫然刻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几个大字，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春帆楼谈判会所外的小院里，至今立着两人的半身铜像。

马关之耻，春帆楼之恨，永远埋在了中国人的心里。甲午后，中日两国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日益沉沦，一个快速崛起，快速崛起的日本在日益沉沦的中国面前，越来越咄咄逼人，无论是索取赔款，还是攫取利权，都丝毫不肯放松，李鸿章对此深有感慨：“日本将成为终世之患！”

旧恨新仇，令中国民众产生出强烈的仇日情绪，“联俄制日”也逐渐成为甲午之后清王朝的主流认识。一些地方督抚纷纷进言，其中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最为明确，他认为相对于其他各国，现在对大清国威胁最大的莫过于日本，日本企图占领中国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与东北接壤，它是最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换言之，俄国和日本之间存在利害冲突。刘坤一建议趁俄国现在向华示好之机，设法与其订立密约，结为盟国，如俄国真能帮助中国“攻倭胁倭”，不妨从新疆拨几座城池给它作为答谢。

湖广总督张之洞亦有类似主张，在他看来，中国与俄国立约结盟，乃中国当今的“救急要策”。为此，他提出，只要俄国肯帮助中国“攻倭胁倭”，或者是南疆某几个地方，或者是北疆的数座城池，都可以拿出来送给俄国，并允许俄国向中国内地推广商务，以此作为交换。

是时，疆吏呼之于下，廷臣应之于上，恭亲王奕?“主倚俄”，认为俄国值得信赖依靠，即便翁同龢也对联俄结援感兴趣，在光绪面前吹风说：“联俄结俄之事，同和（翁同龢自称）也视为必然。”最高层方面，慈禧素主亲俄，对俄国发动“三国干涉还辽”更是感恩不尽，当年冬天即给予俄舰到胶州湾的“过冬”权。至于光绪，如同李鸿章所评论的那样，在国事上本没有什么主见，见上上下下特别是慈禧、翁同龢、奕?等都赞同“联俄制日”，便也就欣然采纳了此策。

“联俄制日”自此成为清廷对外政策的重点。现在既然俄国公使言明只有李鸿章才有资格担当赴俄专使，光绪就不得不重新予以考虑，并单独与翁同龢商讨此事，但商量来商量去，一时却难以做出最后决断。

见清廷迟迟未有答复，俄国干脆来了个打破天窗说亮话，俄皇尼古拉二世特电慈禧太后，表示李鸿章才是俄方认为最合适最满意的专使人选。慈禧于是亲传懿旨，指示让李鸿章出使俄国，至此，事情方成定案，御史胡孚辰被选定为给朝廷找台阶的角色，他上奏称王之春资望太轻，似宜派李鸿章前往。1896年2月10日，光绪以慈禧太后懿旨的名义，改派李鸿章为正使，前署湖南巡抚、已因病开缺的邵友濂为副使，命他们组团赴俄。

此时已是阴历腊月二十七，春节一过，2月14日，即阴历正月初二，李鸿章上《恳辞折》，以年老体弱、路程遥远，害怕自己因力不胜任而“有伤于国体”为由，请求皇帝“收回成命，别简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