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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重臣李鸿章by关河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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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挺经(第1页)

马关最后一次谈判,李鸿章在尚未与伊藤博文正式“讨价还价”之前,二人曾有一番对话。李鸿章称:“如此狠凶条款,签押又必受骂。”伊藤:“随他们胡说去,如此谈判重任,他们又有谁能够担当得起?”李鸿章:“事后又将群起攻我。”伊藤:“说便宜话的人处处皆有。”

李鸿章所言,自有唤起伊藤的同情,进而促其让步的目的,但也再明白不过地流露出对自己将来处境的担忧。伊藤的回答,固然是在安慰李鸿章,为自己拒绝让步做铺垫,但他说的那几句话,也并非没有见地。

甲午战败,实非一人之责,李鸿章只是身处其中,贵为国家重臣并参与指挥而已。他奉命出使日本时,大局已定,作为一个败国之使,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具体到马关的整个谈判过程,李鸿章施展才智,据理力争,巧为周旋,虽对大局无补,但也有所收效,表现可以说是有胆有识而无错,其不惜“以血报国”的举动,更显示出一种对国家的忠诚以及牺牲精神。

有人曾拿曾纪泽使俄与李鸿章使日做对比,对李鸿章进行谴责和非难。然而这种对比很难说是公允的,概因二者背景和条件完全不同。曾纪泽在彼得堡谈判时,左宗棠刚刚率西征军彻底摧毁阿古柏政权,也就是说已取得了军事胜利。彼得堡谈判期间,左宗棠又屯兵中俄边界,时刻准备与俄军“誓死一战”,若无此实力作为后盾,曾纪泽又如何能在谈判桌前做到理直气壮、从容不迫?与之相反,李鸿章赴马关谈判前,中国在军事上已彻底失败,海陆军全线崩溃,日军随时准备进兵直隶平原,甚至攻占北京,处于这种严峻形势之下,就算是把谈判者由李鸿章换成曾纪泽(其时早已去世),又能有多大的施展空间?再者,就算是由曾纪泽签订的《伊犁条约》,也还在不平等条约之列,当时中国虽根据条约收回了伊犁,但也因此付给俄国九百万卢布的赔款,并被割去了一大片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