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苛，过苛（第1页）

两国互换国书后，首先进行简短交谈。为了掩饰上次将中国使节拒之门外的失礼，伊藤博文故意以确认相互资格开场，说张荫桓、邵友濂之所以遭拒，乃是因为觉得他们“似乎不是诚心和好”，而李鸿章此番前来就不一样了，“你中堂大人官品尊崇，责任重大，这次奉命为头等全权大臣，实在是出于诚心”。

李鸿章乃外交谈判的老手，当然知道伊藤博文的用意所在，遂不卑不亢地答道：“我国如不是诚心修好，一定不会派我来。我没有诚心讲和，也不会来这里。”

接着，李鸿章发表了一个长篇谈话，强调中日两国作为东亚两大帝国，应优势互补，加强合作，以便对抗西方列强，而不要轻动衅端，反过来为西方列强提供可乘之机。

李鸿章的这番话虽不乏外交辞令，以及迫于时势下的求和用意，如陆奥宗光所说，“讽示迅速完成媾和的必要”，但仍展示出他在世界大势、国际问题上的深入思考和远见卓识。事实上，李鸿章很早以前就曾设想联合日本，共同制衡西方。他在谈话中还提到，欧洲各国虽然军事力量都很强，却不轻启衅端，中日两国既在同一个洲，地理位置上又最为接近，文化也相似，为什么不效法欧洲，而要互相寻仇呢？如果互相寻仇不已，自然有害于中国，对于日本而言，也未必有益处。

李鸿章东渡议和之日，正是日本国内主战气焰持续高涨之时，媒体舆论大肆宣扬，既然要让中国割地赔款，则割的地面积越大越好，赔的款越多越妙，甚至声称“必须有瓜分（中国）四百余州的决心”。在日本军队内部，主战气焰更为浓烈，力主非占领北京不可言和，在一些日军将领公开发表的诗作中，已多有“燕京从是几行程”“何时轻骑入燕京”等诗句。至于日本zhengfu，虽然相对较为克制，但亦有急于称霸亚洲、挤进西方列强阵营的渴求，贫弱而不思进取的中国正好成为其达到目的垫脚石，如何肯和你坐在一条板凳上？

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皆为日本zhengfu的代表和决策者，他们对于李鸿章的建议和忠告，根本听不进去。陆奥宗光一方面对李鸿章的风度表示敬佩，认为李鸿章“说到底，不愧为中国当代的一个人物”；另一方面又认为李鸿章所言，不过是“今日东方政界人士的老生常谈”，并说李鸿章“狡猾”，“如此高谈阔论，其目的是想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骂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

李鸿章的呼吁未能起到作用。1895年3月21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开始进入了实质性议题。清廷这时最迫切期望的是停战，以便让疲弱不堪的前线军队喘口气，同时防止日军进攻京畿和盛京，因此李鸿章提出在两国议和期间，双方陆海军应一律停战。

伊藤博文早知中方有此要求。实际上，在割地赔款上狮子大开口，同样也是日本zhengfu肚子里正在打着的小九九，只是它还得顾及国际舆论和关系，不能像媒体和军方那样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已。

现阶段停战，自然对中国有利，因为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对于日本而言，就未必了，在侵华日军已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或许只有一直打到北京，迫使中方订立城下之盟，才能确保其利益最大化。为此，在该轮谈判的前一天晚上，伊藤博文特地和幕僚彻夜研究，针对中方的停战要求，设计了一个反提案：停战可以，但前提是中国必须交出大沽、天津、山海关以及所在地方的铁路、军需，停战期间，日本驻军的费用也由中国负担，此条件限中国在三天之内做出答复。

伊藤博文把他的反提案一说，李鸿章倒吸一口冷气，纵使他在谈判中一向都很冷静，此时也不由得连呼：“过苛，过苛！”

大沽、天津、山海关，皆为军事险要之地，若为日军所控制，可直接威胁京城，日军都还没有到达那里，居然就想不费任何气力地捞到手中？再者，如果停战期满，议和不成，日本仍然占据着这三处地方，岂不是反客为主，占尽了便宜。

伊藤博文当然也知道自己提出的停战条件过于苛刻，但这正是他的目的所在，为的就是迫使中国放弃停战的念头——中国放弃停战，日本就可以在谈判过程中再战，这样既应付了国际舆论，封住了欧美各大国之口，又能把日方想得到的蛋糕统统抢过来，可谓是一箭双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