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使臣（第1页）

清代笔记中有一则故事，故事中说李鸿章被召至京城，居于北京贤良寺中。因为事先并没有宣布他为全权大臣，议事大臣们又多将战败责任归之于他，导致李鸿章非常紧张。一天深夜，忽然得到圣旨，召他入宫，门前车马喧嚣，一巷子的人都被惊动了。

清代入朝一般都在早上，深夜相召，多半不是什么好事。李鸿章惴惴不安，可又不敢不奉命，便在入朝前立下遗嘱，告诫后世子孙不得做官，以免重蹈自己的覆辙。及至进入紫禁城，正好碰到恭亲王奕?。奕?在路上向他一拱手，连说了两个：“恭喜！恭喜！”过去大臣被杀，多冠以“赐死”名目，监斩官也都以“恭喜”为辞，鸿章闻言，愈加胆寒，自以为小命保不住了。

等到了殿上，发现慈禧和光绪正秉烛以待，不是要杀他，而是要起用为议和大臣，并且还将其被革去的官爵赐还，以示依旧重用。李鸿章受命退下后，已是汗流浃背，内衣尽湿，后来他跟别人说起这事时，犹有余悸。

这则故事一看就不是真的，光绪发布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时，李鸿章尚在天津，但其中却也折射出李鸿章与最高当权者特别是光绪之间，那种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以及如履薄冰的困难处境。在现实中，光绪虽然颁下了授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的谕旨，却没有让他官复原职，也没有按照惯例，同时对其发出进京面圣的通知。

此时田贝转来一封日本zhengfu的信件，信中提到中方必须选派他们认为合适的谈判代表，否则免谈。这个合适的谈判代表究竟是谁，信中虽未明说，但慈禧一看就知道指的是“李某”，也就是李鸿章。12日，她召见重臣，指示应“开复”（即撤销）李鸿章的处分，并让他立即“来京请训”。奕?告知光绪不让李鸿章来京，并认为皇帝的这种态度，与前一天他所颁下的圣旨精神不符。慈禧当即怒形于色，冷冷地说她自然会与光绪面谈此事，“我可作一半主张。”

转过天来，光绪态度大变，谕令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除此之外，不仅如慈禧所定，开复李鸿章身上包括革职留任在内的一切处分，令其火速“来京请训”，而且还赏还了三眼花翎和黄马褂。

眼看“易李”“倒李”将成，忽然又功亏一篑，而且李鸿章还成了不可替代的国使，帝党清流很难咽得下这口气。15日，给事中、御史共九人联衔上奏，认为李鸿章和掌控军机的孙毓汶需对当前局面负责，他们指斥李鸿章“误之于外”，孙毓汶“误之于内”，以致“祸逼畿疆，朝野震动”。

相对于之前的联动声势，此时的这类弹劾已然是强弩之末，既起不到打击李鸿章和后党的作用，也无法改变李鸿章即将受命赴日求和的既成事实。然而言官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的是，李鸿章其实并不情愿接受这一看似让他摆脱困境的使命，他的幕僚吴汝纶一语道出了幕主的隐忧：“此时言和，相当于乞降，若还指想靠口舌争胜，怎么可能办得到？”

既然是“乞降”，就必然只能被谈判对手碾压，也注定将是一项屈辱而又危险的使命，不但要挨骂，而且还可能连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这一点，甚至作为局外人的洋员和各国公使，都看得清清楚楚——赫德预料李鸿章此行会两头不讨好，“不但为全国人所咒骂，也许还要受zhengfu的公开谴责”。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与李鸿章谈话，发现李鸿章“不愿意去日本，他很害怕遭到ansha”。

为了让李鸿章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使命，田贝“严肃地和他（李鸿章）辩论”，并按照西方政治理念，不惜搬出“荣誉”“为国家效劳”等一大堆堂而皇之的概念，竭力“引诱”李鸿章“同意担任这个危险的工作”。

洋人的“引诱”，对于李鸿章而言，并不具备他们想象中那么大的力量，但他们可以向清廷吹风，反过来让清廷施压。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纵然顾虑重重，对于新的任命罔知所措，依然还是只能硬着头皮奉旨进京。

李鸿章进京时，威海已经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灭，这意味着中方已失去在谈判中与日本讨价还价的最重要筹码。另一方面，在英美等欧美大国先后参与调停的情况下，日本担心继续大举推进，可能招致列强干涉，此时日本的海陆军大部都已投入于甲午战争，其国内的海陆军备接近空虚状态，如果因为列强干涉，导致其后方出现风吹草动，也是它所不愿意看到的。基于这些利益考量，日本在威海卫之战后，没有急于推进，而是一面陈兵辽东、山东两个半岛，摆出随时进攻北京的架势，一面决定重开谈判，经由田贝照会清廷，要求中国确认朝鲜独立、赔款、割地、重订《中日通商条约》，并另派具有商议这些内容权力的使臣来日谈判，否则日本决不停战。

如果说“朝鲜独立”已是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重订《中日通商条约》也不是不可以，赔款、割地尤其是割地一项，就不是清廷能够轻易咽下的苦果了。慈禧气急败坏，借口肝气发作，对于议和一事，不愿公开表态，只是顾左右而言他。满朝大臣，一片义愤填膺，但具体到如何解决问题，却又都一个个束手无策，其中一些虚骄自大、盲目乐观，视日本为“蕞尔小国”，平时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的人，到了这个时候，才终于有所醒悟，知道了李鸿章为什么在战前要反复告诫不要轻启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