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路”（第1页）

援军仍然毫无消息，刘公岛的形势却更趋恶化。9日，联合舰队乘胜再度发动强攻。丁汝昌以赴死之志，亲乘“靖远”指挥反击，击伤了两艘日舰，但紧接着“靖远”就被南岸炮火击中沉没。丁汝昌落水后又被救起，他不仅未感庆幸，反而仰天叹息：“是老天不让我阵亡吗？！”

如果能够当场阵亡，既保全了军人的名节和荣誉，又避免了在降与不降之间做出抉择，可是老天却偏偏不愿赐予他这种幸运。丁汝昌只能继续寄望于奇迹的发生，当晚，他写了一封求援信，由密使冒死送往烟台，信中写道：“……如十六、七日（即公历2月10日、11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

10日，丁汝昌一直呆呆地望着威海陆地方向，岛上的人们回忆，老提督当时的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大，显然他正焦渴地企盼着能够在陆地上看到援军的影子，但那里并没有任何动静。

自威海卫保卫战打响以来，李秉衡一直将山东省军队主力收缩于登州、莱州一带，朝廷允许山东省截留的外省援军，则变成了李秉衡用于加强登州防御的力量。对于朝廷的频频催促，李鸿章、丁汝昌的苦苦哀求，李秉衡抛出的是一个貌似积极、实为掣肘的计划：云贵等外省援军再添募训练二十个营，作为沿海北路援军；其他部队暂驻莱州训练，待训练纯熟后，与原增援辽东的山东部队，从天津调来的部队会合，再谋划如何增援威海。

自古救急如救火，援军晚一天到达威海，威海都可能支撑不住，别说计划制定得如此虚无缥缈了。此时此刻，丁汝昌和他的部下们心里都明白，他们的北洋舰队和刘公岛已经被抛弃了。

下午，丁汝昌、刘步蟾下令将搁浅的“定远”炸毁，以免资敌。刘步蟾身兼“定远”管带，对于朝夕相处的“定远”被毁，他的心情应该可以用痛彻心扉来形容。午后，他来到部属住处，恰好看到“定远”枪炮大副沈寿堃写下“千古艰难唯一死”七字，刘步蟾上前推案一笑，当夜即服鸦片膏zisha——要让一个普通人做出死的决定，或许是极艰难的事，但对于一个视荣誉和事业如生命的军人而言，却也不难从容面对。

丁汝昌比刘步蟾更艰难，因为死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很轻松的事了，难的是他还必须逼着自己，在死前做一个选择题，并且为此背上所有的罪与罚。

11日，丁汝昌督率众舰，再度击退了联合舰队发起的强攻。深夜，水师提督府门前拥满了人，在这个丁汝昌曾设定的最后期限，大家都希望能盼来丁汝昌所说的援军，然而子时已过，什么也没有发生，于是岛上“水陆兵民万余人”又一次向水师提督“哀求活命”。

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刘公岛上仍然保存着两块石碑：一块写着“柔远安迩”，另一块写着“治军爱民”，皆为甲午战争前，岛上绅商为丁汝昌所立。丁汝昌在岛上的人望及其与民众感情可见一斑。丁汝昌在骨子里是个忠臣，宁死也不愿背叛大清，加上他又是头上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所谓“罪臣”，投降之后，别人犹可，他却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故而丁汝昌才屡次严拒投降，也才会希望在战场上以死明志，但是与此相比，他却更不忍心让全岛军民随自己赴死，所以又设定了一个“11日”的最后期限。

现在11日到了，设定它的人早已心力交瘁，夜半孤灯下，丁汝昌写了一封给老上司李鸿章的亲笔遗书，然后端起浸泡着鸦片膏的酒杯，一饮而尽。

丁汝昌之死堪称甲午战争中最悲壮苍凉的一幕。丁汝昌服鸦片自尽，兑现了他先前一定会给予全岛军民以“生路”的诺言，残酷之处在于，这条“生路”不是援军英雄般的拯救，而是在绝望之中接受巨大的屈辱——丁汝昌一死，投降也就不存在障碍了。

丁汝昌死后，由威海卫水陆营务处提调牛昶昞主持，经美籍海员浩威提议，决定以丁汝昌的名义向日军投降（一说丁汝昌死前已写下降书）。此时，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已效仿丁汝昌，仰药zisha。北洋海军中身份较高者，为现任北洋水师左翼总兵兼“镇远”号管带杨用霖。牛昶昞本欲推举杨用霖前去与日军接触，但杨用霖无法忍受屈辱，断然予以拒绝，随后便吟诵着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举枪zisha。

1895年2月14日下午，牛昶昞以海陆军代表的身份，登上“松岛”，与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正式签署投降书。

三天后，日军开进威海港，接送北洋舰队残余舰艇、刘公岛炮台及军资器械。伊东佑亨感怀于丁汝昌等人的牺牲精神，批准将练船“康济”解除武装，交还中方，以用于抬运丁汝昌等人的灵柩，“康济”也因此成为甲午战争中唯一幸存的北洋军舰。

当天下午4点，“康济”载着丁汝昌、戴宗骞、张文宣、刘步蟾、杨用霖五人的遗体，在汽笛的哀鸣声中，凄然离开了码头。至此，北洋舰队宣告全军覆灭。

轮船招商局有一艘原属美商旗昌公司的轮船，原名“盛京”，招商局购并旗昌后，将其纳入自身船队，并改名为“海晏”。“海晏”航速快，舒适性好，在李鸿章陪同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防时，北洋行营便从轮船招商局借来“海晏”，供他们一行人乘坐，“海晏”也因此成为北洋海军鼎盛时期的见证者之一。

北洋海军的际遇与它的创始人李鸿章紧密相连，北洋海军兴盛之际，也正是李鸿章事业发达之时。当时民间有一个传闻，说“海晏”其实是国产轮船，最早称“海安”。在“海安”解往天津时，负责官员为了避李鸿章之父李文安的字讳，想把“安”字改掉。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知道后，怕给李家和弟弟惹来麻烦，不允许改，并痛斥官员说：“等李中堂做了皇帝，再避其三代不迟！”事后官员想拍李鸿章的马屁，终于还是私自把“海安”改成了“海晏”。

如果说有关海晏轮船命名的传闻，纯属以讹传讹，那么，清代笔记中另一个关于“海晏”的记载，则是当事人亲眼所见。据“海晏”买办（即代理商）潘二江说，李鸿章在乘“海晏”陪同奕譞巡阅时，因为个子高，入舱门未留神，把大帽上的顶珠给撞掉了。“海晏”驶出后，船上的帅字旗又突然被大风刮落，吹到了海里。潘二江认为这两件事都很不吉利，对别人说：“中堂（李鸿章）难道将碰到不祥之事吗？”其时海疆安定，众人尚不以为意，未几，甲午战争爆发，潘二江的话传开，才不由得悚然心惊。

清代笔记对李鸿章乘“海晏”不祥的记载，似乎可以看成当时一种群体心理的反映，即在北洋海军覆灭后，很多人无法解释，这座国家倾三十年财力营建，曾经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八的宏大军事建筑，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他们宁愿相信，在中国这片神奇土地上，与许多其他注定要发生的事一样，李鸿章及其北洋海军的厄运早有先兆，北洋海军以如此凄惨悲壮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乃是上苍的安排，非人力所能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