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战（第1页）

东北战场虽在李鸿章的调度下，暂时进入相持阶段，但仍危机重重，光绪对李鸿章的军事指挥也依旧非常不满。27日，光绪任命南洋大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原先任北洋军务帮办的宋庆、吴大澂也转而奉命帮办刘坤一军务。

刘坤一是湘军宿将，他治下的南洋也早已成为湘军重镇，“以湘代淮”，“倒淮用湘”乃是帝党的既定目标。至于帝党方面，慈禧最擅长的就是利用“湘淮互制”来达到权力制衡，从而坐收渔利，自然也不会横加阻拦。事实上，如今慈禧更期待李鸿章的，也已不是战场能否翻盘取胜，而是要利用他在对洋务和外交的熟知，来达成早日议和的目的，这和慈禧重用奕?是一样的，此即所谓内依奕?，外靠李鸿章。

值得玩味的是，或许是因为冬季已至，日军进兵困难，且第三师团又被困海城，日本zhengfu突然改变了战略部署，开始向清廷诱降，日本报纸公开刊登的和议条件是：如果要停战，中国就得赔偿军费四亿两，并将目前日本所占领的地方割让给日本管辖，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将来中国人要议和，除了增加赔偿军费外，还必须以北京和某一个通商口岸作为抵押。

先前李鸿章定计派德璀琳出使日本，虽系由慈禧做主，但也经过了光绪的同意，此后经过慈禧几个回合的猛烈打压，光绪更不敢有从“太上皇”手中收揽大权，完全凭自己的意愿来权衡和战的想法了。即便预料朝臣特别是帝党清流会极力阻挠，光绪亦只能弃之不顾。

日本zhengfu虽然将德璀琳拒之门外，但并未完全堵死清廷的求和之路。由于战争开始后，清廷已不能和日本zhengfu直接通信，便只能通过外国公使进行沟通，此时美国正应总署之请，继英国之后，对中日战争进行调停，于是就由美国驻日公使谭恩、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充当中介，为双方传递信息。日方经美国公使传到总署手里的，主要是一份份表明态度的备忘录，恭亲王奕?依旧按照从前主持总署的模式，将这些资料转给李鸿章，听取他的意见。

李鸿章经过研判，认定若再不正式遣使日本，和谈将难以启动，但是又怕派员赴日，会受到日方要挟，因此致函奕?，建议委派大员作为谈判代表，并以烟台或上海作为议和地点。

这是李鸿章继派洋员赴日后，为实现中日和谈，替清廷出的第二策。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随之通过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转电日本，提出在上海议和，然而日方立即予以强硬拒绝——要谈可以，地点必须由我们来定！

日本zhengfu选定的议和地点是广岛，系日军军部和大本营所在地。清廷虽不情愿，但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能表示同意，光绪皇帝和慈禧在征询李鸿章意见后，决定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代表，赴广岛议和。

帝党清流闻讯，自然反响强烈。有“铁汉御史”之称的安维峻上疏，“请杀李鸿章”，并痛斥朝廷派张荫桓、邵友濂赴日之举，“不是议和，就是投降，不但误国，而且卖国”。除此之外，安维峻还假托市井之言，一针见血地指出慈禧就是和议的主谋，又指责慈禧虽然已经归政，但实际仍遇事牵制，如此，“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

此言一出，可谓石破天惊，别人还没怎么的，倒先把光绪给吓坏了。他生怕慈禧以此为由整治自己，赶紧下令将安维峻交刑部问罪，经翁同龢说情，才予以从轻发落，革职谪戍张家口。

安维峻一折在当时引起极大震动，是帝后党争达到高潮的一个重要标志，安维峻本人也因此在朝野声誉鹊起，乃至“正直之声震动中外，人们多以他为荣”。然而安维峻获谴，又说明帝党清流仅凭舆论的力量，无法动摇慈禧的地位，自然也无法达到“易李”“倒李”的目的。

张荫桓、邵友濂赴日一事，未受到丝毫影响，但这边使团尚未动身出发，那边东北的战鼓已经再度擂响。1895年1月10日拂晓，由日本第二军派出的混成旅团，在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的指挥下，按照大本营的命令，兵分三路，向盖平发起进攻。

盖平城位处辽南平原，蕞尔小城，无险可守，只有一个大清河可用于隔河阻敌。与日军相比，盖平守军的阵容也并不雄壮，两支部队均为淮军，张光前部新庆军本是旅顺溃勇，从山东调来增援的嵩武军虽是生力军，但也仅有八营人马，而且这八营中还有两营是招募的新兵，不过各部在战斗中都极为英勇顽强，损失也都较大，其中仅嵩武军就阵亡了分统、营、哨官十余人。

嵩武军统领章高元曾征战台湾，并奉刘铭传之命，往援沪尾（今淡水），激战基隆，有与日军作战的经验。战前，他下令在已经冰封的大清河上再次泼水筑冰，使得冰面更加斜滑不平，从正面进攻的日军步兵连连跌倒在冰面上，进攻因此受挫。然而日军却从新庆军防御的凤凰山一侧取得了突破，随后便沿盖平南门城墙缺口入城，绕至嵩武军背后，令其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窘境。千钧一发之际，幸亏作为战略预备队的徐邦道率拱卫军三营及时赶到，方解燃眉之急。

章高元、徐邦道皆为第二代淮将中的后起之秀，有军中有“骁将”之称，二人身先士卒，“恃勇血战”，率两路部队合力发起反击，杀得日军死伤累累，心胆俱裂，有的士兵更是转身就逃向对岸。

日军指挥官乃木希典后来被日本人封为“军神”，是个打仗爱使蛮力的主，看到所部向后溃逃，不惜亲自持刀督战，驱赶士兵过河。此时，已攻入盖平城中的日军也开始从城楼上居高临下，对嵩武军、拱卫军实施炮击，两部被日军夹击于中间，渐渐抵挡不住，被迫双双向营口方面撤退，盖平终告失守。

日军在盖平之役中死伤了三百三十四人，伤亡数虽不及感王寨之战，但对日军打击之大，却也是甲午战争以来所少见的。战斗中，连乃木希典都差点被打死，他的大衣被三颗子弹打穿，其副官坐骑被击毙，副官本人也负了枪伤，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故而日军将此战评论为“中日战争中第一恶战”。

盖平失守后，第三师团被围的危险状态基本得到解除，同时也打通了第一军与第二军的联系通道，反过来，驻于辽河下游营口、田家庄等地的华军不但难以收复海城，自身还受到日军的严重威胁，辽阳南路战场由此陷入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