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第1页）

成欢驿之战打响的那一天，针对总理衙门关于撤使、布告各国的意见征询，李鸿章复电表示赞成，同时又加了两条：建议劝日本驻京使节、各通商口岸领事自行回国；檄行各海关暂停与日本通商。

当日正值皇帝的万寿节。紫禁城里庆贺如仪，光绪先在太和殿接受群臣祝贺，又一同前往宁寿宫畅音阁听戏，戏一直唱到晚上七点后方散，和战的相关事宜都被暂时撂到了一边。在此期间，日本佐世保军港同样是一片盛装，热闹得很，不过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早晨6点，“操江”的被俘官兵由通报舰“八重山”载运，押至佐世保港，船近码头，岸上便鸣钟、摇铃、吹号，提醒附近居民前来观看。官兵们上岸后，又被迫列队，从大街小巷穿过，在日本百姓的嘲笑和辱骂声中默默行进，直至游遍各街，受尽凌辱，他们才被关入监狱。

日本人的这一举动，既是在夸耀战功，同时也是对“长崎事件”等过往中日冲突事件的报复。对于向来把面子看得比天还大的清王朝而言，其刺激作用不言而喻，1894年7月29日，光绪降下谕旨，表明了武力抗击日本的决心。翌日，总理衙门接受李鸿章的意见，照会各国公使，声明日本首先启衅，“公论难容”。

“公论”也似乎确实站到了中国一边。31日，英国zhengfu正式通告了“高升”号事件，并强调“被击沉的那艘英国船，可能还悬挂着英国国旗”。一时间，英国舆论鼎沸，媒体几乎是一边倒地抨击日本，建议zhengfu对之采取报复措施。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紧急致电陆奥宗光：“所有报纸皆载有此事，并唱反对我国之说。”

作为当时世界上军力最强的海军，英国海军甚至在其zhengfu做出正式表态前，就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军事部署：英国远东舰队由舰队副司令斐里曼特率领，从其巡弋的黄海海域出发，前往仁川；“敏捷”号军舰被派往日本长崎，与日方就“高升”号事件进行交涉；“射手”号军舰出海搜寻日本舰队，要当面向日本舰队司令进行质询。

面对英国远东舰队的强硬姿态，日本zhengfu惴惴不安不说，就连将其zhengfu拖下水，在丰岛海战后趾高气扬的日本海军高层，也不由得心怀忐忑，私下埋怨“小个子东乡平八郎捅了个天大的麻烦”。当斐里曼特气势汹汹地向日本海军进行质问时，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虽然仍辩解称，“事实证明他（指东乡平八郎）的行动是有道理的”，但也不得不承认，“浪速号舰长当时并未接到命令，只是凭一时冲动行事”。

事态的发展可谓正中李鸿章下怀。他当初租用英国商船运兵，谋算中就有这样的场景，即日本人只要敢对英国商船动武，因此惹恼英国，中国就可以从日本手中将英国这个强援夺过来。

得到“高升”被击沉的消息后，李鸿章除了向总理衙门报告外，第一反应就是迅速接见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当着宝士德的面，李鸿章极其强烈地抨击了日本在和平时期炮击中立国船只的恶劣行径，并希望英国舰队司令能够对日本人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宝士德也是个国际老政客，他一眼就看穿了李鸿章的用心，事后评价说，李鸿章很善于在日本人侮辱英国一事上“做文章”。

“高升”号事件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重大新闻，英国国内舆论汹汹，全是对日本的谴责之声，这对中方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大家都满心希望李鸿章的谋算能够得到最好的结果——英国为了谴责日本的野蛮野径，转而支持中国，甚至与中国合兵抗日。

成欢驿之战后，为逃避责任和惩罚，叶志超向李鸿章发出了“报功”电报，将败仗粉饰成了胜仗，称叶聂部两日内连连告捷，“毙倭贼二千余人”。此时国内正望眼欲穿地祈盼前线捷报，这份由李鸿章转呈的战报，立即得到朝野的重视，叶志超因此接连受到慈禧、光绪的嘉奖：“该提督偏师深入，以少击众，克挫凶峰，深堪嘉悦。”慈禧于喜不自胜之余，还传懿旨奖赏叶聂部两万两白银。

在一片捷报声中，1894年8月1日，光绪颁布上谕，正式对日宣战。次日，清廷决定拨给战费两百万两，这是中日衅起后，朝廷筹拨的第二笔战费。与首次筹拨一样，仍由户部和海军衙门各负担一半，海军衙门能够想办法拿出来的，也还是贴补颐和园工程的那笔“海军巨款”。因为颐和园工程本来就是为慈禧准备的，所以慈禧专门颁下懿旨，命令将“海军巨款”本金如数提出，用以购买军火，虽然限于“海军巨款”的存期仍然没有全满，但还是得以先期提出了本银一百五十八万余两。

中方全力以赴，日本亦不甘示弱。就在光绪颁谕宣战的同一天，日本天皇也发布诏书，宣布对中国开战。中日之战由此正式爆发，按中国的干支纪年，1894年为甲午年，故历史上将此次战争称为甲午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