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仇（第1页）

1886年，担任津海关道的周馥，受到户部弹劾，奏参将其“严议革职”，理由是短少洋药厘金。

周馥是最早跟随李鸿章征战的骨干幕僚，办事干练，能力较强，而且居官一向以精细谨慎闻名，从来没听说过他与舞弊贪腐行为有染。李鸿章闻讯立即让人检查，发现津海关征收洋药厘金的箱数并未短少，而且周馥任内经营管理有方，报收钞关税、子口税等皆有盈余。这让李鸿章非常气愤，认为户部无中生有，是在故意对他进行掣肘拆台，遂奏请撤销参案，又让周馥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和礼品，拜会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以求私了和解。

此时的翁同龢早非昔日可比，他不仅是户部尚书，还是两朝帝师（同治、光绪的师傅），随着地位的迅速上升，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在原有的私怨之外，又加上了公仇。

中法战争后，朝中以李鸿藻为首的北派清流已经瓦解，以翁同龢为首的南派清流代之而起。南派清流在基本主张上，与北派清流大同小异，对洋务同样持排斥态度，李鸿章自然就成了他们的政敌。只不过以前的北派清流对于李鸿章其实是有打有拉，张佩纶等人甚至还与李鸿章沟通密切，南派清流则是去掉了“拉”，就是“打”。

此为其一。其二是慈禧虽然已经归政，但仍旧居于“太上皇”式的地位。与光绪接近的朝臣未免对此愤愤不平，光绪自己也不甘心，于是便在光绪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且并无正式组织形式的小集团。这一小集团与集合在慈禧周围、大多身居要职的官僚集团隐然作对，时人称前者为“帝党”，后者为“后党”。

李鸿章是洋务派，他既不属帝党，也不算后党，只是因不满帝党对外的“一意主战”，又鉴于后党仍然掌握着清廷最重要的一部分实权，足以主宰自己的宦海沉浮，因而才倾向于后党。

帝党清流针对的都是李鸿章，更不用说，背后还隐藏着翁李难以调解的恩怨，只是李鸿章身居高位，且得到慈禧、奕譞的倚重，一时难以撼动。所以翁同龢一派才把矛头指向他的部属幕僚——严参周馥，在令李鸿章难堪和被动的同时，削弱其阵营。

李翁之争，若是仅仅涉及政争倒也罢了，让李鸿章叫苦不迭的，恰恰是对方不肯道明、看起来又确实存在的私怨。

得罪翁同龢这件事看来已经是板上钉钉，事到如今，也只有竭力寻求化解了。在由周馥带去、致翁同龢的亲笔信中，李鸿章以翁氏门人的口气，在落款处自称“世侄”，表现得颇为谦恭。

无奈翁同龢没那么好打发，他毫不掩饰对李鸿章的厌恶，看完信后，气呼呼地说了一句：“太过分了！皖人就会护短！（意指周馥系李鸿章的安徽同乡，李鸿章此举是在拉裙带关系）”便把信扔到了一边。

李鸿章碰了壁，讨了个没趣，只得又致信工部尚书、吏部尚书，请他们主持公道。那时奕譞尚在，有他作为靠山，尚书们都得卖个面子，出来讲几句话，翁同龢亦不敢跟皇帝的生父硬顶，最后在李鸿章的力保和疏通下，户部终于不得不撤销了对周馥的参案。

随着奕譞的去世，李鸿章在朝堂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奥援和代言人，在与翁同龢等清流派对峙时，再也无人能替他撑腰了。这使李鸿章马上意识到，自己今后的日子恐怕不会好过，即便已经确定并推进的一些洋务事业，也极可能被人从中作梗。

此时除了铁路，让李鸿章为之挂怀的，当然还有海军建设。事实上，自北洋海军1888年正式成军后，由于经费紧张，除从福州船政局调来“平远”号巡洋舰外，三年里，舰队没有再添任何一舰，也未再购置一门新式火炮。

中法战争后，朝廷应李鸿章等人之请，曾应允每年拨四百万两白银作为海防经费，用于兴办和发展海军。这笔钱主要从海关税收和一些沿海省份征收的厘捐中拨付，操作流程是先由各处汇解给海军衙门，再由海军衙门统一拨发给北洋海军。但由于汇解不足额，北洋海军每年能够收到的经费，只有一百万两左右。

海军建设中耗资最大的项目，便是购买和建造舰船。每年一百万两军费，勉强仅能支付北洋海军部分人员的薪饷、舰船、基地维护等费用，以及购造一些辅助舰船和小口径火炮，根本不可能购买动辄上百万两的主力舰船。因为这个缘故，北洋海军购买主力舰船所需经费，几乎无一例外都必须专门上奏、单独申请，甚至于，连这些主力舰的船员薪饷，也都需海军衙门在北洋海军军费之外，设法筹款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