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策（第1页）

第二次《西贡条约》不啻是在直接挑战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当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照会中国zhengfu，将条约内容通知总理衙门时，奕?立即重申了越南为中国的属国，不过因为当时总理衙门正忙于处理马嘉理案，所以未对法国提出公开的抗议，亦未明确否认法越之间的条约。

此后，越南依旧遣使向中国朝贡，且多次请中国派兵帮其平叛，也就是说，所谓的“越南独立”并未得到两国事实上的承认。法国则由于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受损，一时无力向远东发展，暂时只能对越南采取观望态度，故而也未加以干涉。

从1880年起，法国逐渐从普法战争的挫败中恢复过来，法国国内要求履行《西贡条约》，进兵全越的呼声陡然增大，法国议会随之通过增军拨款案，大批法军陆续开赴越南。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闻讯，一面与法方进行严正交涉，一面电告总理衙门，总理衙门随即上奏，朝廷谕令李鸿章筹商办法。

李鸿章处理外交纠纷，首先是“循理”，非常看重既成条约的有效性。此时已是1881年底，距离《西贡条约》已经七年之久，李鸿章认为，如果中方仍欲对《西贡条约》加以否认，使法越废约，事实上已不可能做到。

经过权衡，李鸿章主张既不直接否认《西贡条约》，也不为宗藩名义与法国做无益之争，而是以武力为后盾，以开放越南通商为手段，通过另一种方式来阻止法国全占越南。后者实际上是李鸿章“以敌制敌”策略的一种运用，他的想法是转而谋求开放越南，使各国都与越南通商，用以掣肘法国，令其不敢肆意入侵北圻。

考虑清楚后，李鸿章即赴总理衙门，提出对策：近年来轮船招商局经常运米到越南，对于往来路径和人情都很熟悉，可添派兵船，随同运米的招商局轮船前往越南红江，在江上游弋，以壮声威；派遣精干得力要员，前往越南侦察法方情形，同时会晤越南君臣，说服他们开放越南，藉以通商自强。

朝廷接受了李鸿章的进言，李鸿章随即密电招商局总办唐廷枢、淮将出身的两广总督张树声，让二人分别按计行事。在此之后，他亲自往晤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劝诱英国派使与越南订立通商条约。谁知英国意在入侵缅甸，同时认为法国已占越南南部，北部也在条约之中，英国难以插足，所以兴趣不大，其他国家也都没有跟法国争抢越南的打算。

李鸿章欲通过第三国介入，对法国进行牵制的打算落空了，“以敌制敌”因此遭遇阻碍，但他所布置的军事shiwei还是多少起到了作用。鉴于中国可能进行武装干涉等原因，法国zhengfu决定将海外殖民的重点放在埃及，在越南则取守势，为此训令海军部不要轻举妄动。未几，西贡总督卢眉派法国海军上校李威利率领一支约八百人的小部队，赴北圻加强防务。在李威利临行前，卢眉按照法国zhengfu的既定政策，告诫李威利，要他力避与越南交战，不料李威利却不以为然，认为法国要占领北圻，就得靠武力，而且随着国力的恢复，也已拥有足够的武力，为什么还要犹豫不决呢？

李威利抵达北圻后，果然一不做二不休，立即挥军攻打河内。法越战争因此爆发，1882年5月1日，河内城陷，越南形势变得极为严峻。当月月底，清廷生怕越南（准确地说是北圻，因南圻已在法国控制之下）变成又一个琉球，决意保藩固边，遂令滇粤防军出防域外，进入越南，同时令广东兵舰游弋于北圻洋面，并从福建兵舰中抽调得力者前往，遥为声援。

恰在这个时候，李鸿章母亲病故。在李鸿章就“丁忧”一事上疏朝廷后，朝廷一面允准，一面以李鸿章久任疆畿，责任重大，要他在穿孝百日后，“夺情”回任署理直隶总督。李鸿章照例要“苦辞”一番，朝旨援用孙家淦等人的特例，再予挽留，并要求他不得再辞。

李鸿章回籍奔丧，直隶总督一职由张树声署理，中法外交之争则主要由曾纪泽负责处理。曾纪泽态度较为强硬，接连向法方提出抗议，法国则坚持越事与中国无关，以不予理睬的冷漠方式相对抗，中法交涉由此陷入了僵局。

所谓祸不单行，就在李鸿章丁忧离津未久，突然发生了日本干涉朝鲜内乱事件，就像当初一边与俄国剑拔弩张，一边又要与日本争夺琉球一样，中国zhengfu似乎又陷入了腹背受敌，左支右绌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