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第1页）

面对维新变法中所呈现的“都门新政，遐迩耸观”景象，李鸿章一方面表示出由衷的赞赏和高兴；另一方面，由于其失权落暮的处境，他已无法像洋务运动时期那样，成为这一舞台上的主角，大部分时候，他都只能表现出一个旁观者的沉默。

京师大学堂是李鸿章参与其中的少数新政之一。丁韪良后来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唯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至关重要，赞助甚力。”然而大学堂的筹办并不顺利。按照光绪御旨，孙家鼐任管学大臣，学堂章程由张荫桓代表总署负责起草，张荫桓委托康有为代为起草，康有为又将其交给梁启超代笔、并提供了创建思路。

康梁等人只是初登政坛，政治上其实并不成熟，但偏偏功名心又都太盛。这份由梁启超代笔、康有为授意的学堂章程草案，在人事安排、课程设计等方面，处处为“康梁版”的班底与学说留方便之门，尤其是权力架构上，更是将管理学堂事务的全部权力赋予了总教习，管学大臣反而成了摆设。李鸿章从一开始接触到这份草案，就觉得不妥，担忧康梁眼高手低，只是“窃东西皮毛”。果不其然，孙家鼐看到章程草案后，勃然大怒，认为康梁这样设计，完全可以用“别有用心”“居心叵测”“张狂之极”等词汇来形容，目的就是要架空自己。

孙家鼐原本对康有为极为推崇，至此双方反目，康有为也失去了即将到手的总教习席位，加上孙家鼐终究“不能窥西学堂奥”，大学堂的筹备经费不足等因素，给大学堂的筹办和管理增加了很多困难。

后果还远不止此。在与康有为反目之前，孙家鼐曾列名北京强学会，参与活动，对设立京师大学堂等尤其热心。李提摩太经李鸿章介绍见到孙家鼐时，孙家鼐亲口告诉他，自己已经陪光绪皇帝读了两个多月的《泰西新史揽要》。《泰西新史揽要》是由李提摩太翻译、李鸿章作序的一本国外著作，专讲十九世纪西方各国发展历史，政治经济改革都有涉及，李提摩太听了孙家鼐的话，当时大为惊喜。

然而就因为这场风波，孙家鼐与康有为派闹僵，对其维新思想也产生了看法。在梁启超拟定的大学堂章程由总署上奏后不久，孙家鼐上奏对康有为所著《孔子改制考》等书提出质疑，并弹劾康有为学术不端，建议“老其才，折其气”。此事虽经光绪亲自调解，但孙家鼐对康有为的反感与对立情绪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还越来越强烈，他对于维新变法的态度，也由“积极的支持者”滑入了“潜在的反对者”行列。

孙家鼐与翁同龢同任光绪帝师，其职权尽管不能与鼎盛时的翁同龢相比，然而在朝中的政治影响力亦不容小觑。他成为变法“潜在的反对者”，不能说为维新派树一敌，可也等于少了一大奥援，有论者甚至认为孙家鼐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了1898年中国政治走向”。

维新派缺乏政治操作的阅历和经验，往往不懂或无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的运作规则，同时又急于求成。从下达《明定国是诏》起，不过才一百零三天，但在维新派的策划下，光绪已发布涉及变法措施的上谕一百八十四条，平均每天就有一条甚至更多，一时间，“令如流水”，“书朝上而夕下”。当时的通讯条件下，要把如此之多的上谕内容传达下去，就已经极其困难，更别说还要在幅员辽阔、效率又极其低下的官僚体制内进行运作执行了。此外，相关的变法措施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的方方面面，可谓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根本分不出轻重缓急，具体到每一条措施，大多又只有空泛的目标，而无具体的实施细则或配套方案，以至于很容易让旁观的外国人产生错觉，以为“皇帝和他身边的幕僚，似乎并不在意如何操作、如何落实”。深谙中国国情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则指出“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其团队“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了胃，而全然不顾它的容量和消化能力”。

李鸿章的旧日幕僚吴汝纶仔细阅读上谕中所载的变法措施后，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者所为。”即便是直接参与变法的张元济，也觉得“近来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恐怕终不能持久，只是不知道程度多少而已”。李鸿章看在眼里，忧在心头，慨叹“康梁版”的变法，“不过敷衍门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