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对（第1页）

李鸿章是实力外交论者，过往的惨痛教训也一再警醒他，如果国家实力不济，就算在外交上再怎么使尽手段，到后来亦只能落入被人宰割的下场。在环球之旅中，他虽说只是浮光掠影地在各国之间进行了穿梭访问，但毕竟亲历了欧风美雨，亲睹了西方的文明、富强和进步，在大开眼界的同时，他对中国和欧美国家差距之大，也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各国强盛，中国贫弱，亟需设法。”

“每于纵观之际，时增内顾之忧”，在给旧日幕僚吴汝纶的信中，李鸿章坦承自己每次看到西方强盛的景象，都会增加对国情的忧虑，同时直言，西方各国强盛的秘诀，乃是能“上下一心，积富为强”，而中国贫弱的原因，则是“政杂言多，生财无方”。他回忆起，胡林翼生前曾经说过，“使我多财，天下事尚可为”，当时他很认同，但现在却认为胡林翼这句话不全面，光会“生财”还不行，“政杂言多”导致上下不能一心，这个问题也必须解决，而且要放在“生财”前面优先解决，否则天下事仍不可为。

洋务派的多数代表人物，从曾国藩到左宗棠等，从其所受教育以及正统观点出发，都觉得洋人只是厉害在船坚炮利，没有人会认为西方政治还有可取之处，他们所倡导的洋务运动，也不过是借西方的巫术来对付西方的巫师，即仅取其“术”，而根本不认同其“道”。李鸿章从其自身实践和遭遇出发，能够承认欧美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制度方面也优于中国，并且将政治摆在经济前面，显然已经大大超越了其他洋务领袖们的认识水平，也说明他的思想已从传统的经世致用发展成为更为系统的洋务主张，并与国内维新派的思想趋同。

只有实施维新变法，才能加快洋务进程，也才能巩固已取得的洋务成果，确保不重蹈甲午战败的覆辙。随着李鸿章对各国的逐一考察，他越来越体会到维新变法的时不我待，“若不亟图变法，广开利源，则束手待毙矣”，同时他从欧美和日本的实践中，也看到了中国变法的胜利曙光，“日本实行变法以来，不过也才二十年”。

在李鸿章访问欧美期间，中国知识界关于维新变法的各种讨论方兴未艾。李鸿章虽然身处异国，但仍能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予以了解，并予以了积极关注。讨论中有一项涉及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的问题，礼部尚书孙家鼐上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堂，“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李鸿章对此特别有感触。早在光绪初年，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他发现洋务人才奇缺，推究原因，是读书人全在钻研“时文小楷”（指科举考试的应试），西学乏人问津，他为此慨叹八股帖式无法培养新时期的有用人才，遂自己在天津创立了如北洋大学堂一类的新式学堂，后又聘请通达西学的严复出任总教习。他在出访美国，发表那次著名的答记者问时，更是表示中国要从美国教育制度中选取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进行相应改革。

对于孙家鼐的提议，李鸿章不但赞成，而且认为应该裁并全国书院而改为学堂，分门分年学习功课，学成就授予官位，并暂停其他的仕进之途。他认为，如果真能这么做的话，说不定过个二十年，就真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风气变而人才出”。

李鸿章很希望能由自己主持维新变法，当然它的前提是必须能够重掌大权，由“伴食宰相”变为“真宰相”，或退而求其次，像洋务运动时那样，还督直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可是究竟能否重掌大权，并不取决于他的努力和愿望，而完全取决于是否“得君”，能不能受到皇帝和朝廷的重用。在德国与俾斯麦的会面，或多或少给李鸿章留下了一丝心理阴影，连“铁血宰相”都难遂其志，他李鸿章的运气会更好吗？在提笔对孙家鼐奏疏发表赞成意见后，李鸿章忽然笔锋一转，叹息这仅仅是空言罢了，对前景的隐忧之意尽在其中。

在天津休息两周后，1896年10月17日，李鸿章进京复命。尽管李鸿章的此次环球之旅几乎轰动欧美，但对于中国的政治外交却并未造成任何波澜，朝廷最初居然都没有搭理他。

那种最不好的预感终于还是成真了。不仅李鸿章极为失望和失落，热切希望清廷能够对李鸿章“优加信任，重畀大权”，倚之为长城的欧美各国，也均有措手不及之感，并为之鸣不平。19日，《纽约时报》报道：“自从清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出洋访问回国后，一直受到清廷冷遇，而他自己也对此深表厌恶。因此，他已经打定主意，决定向皇帝陛下请辞，退休去过安静的生活。”

21日，李鸿章终于获准请安召对。尽管对自己的处境已有充分心理准备，但当天见到光绪皇帝时，李鸿章仍然急不可耐地把这段日子以来在国外的见闻和不安，向皇帝倾吐而出，并在强调各国的强盛与中国的贫弱之后，建议朝廷立即实施变法，以追赶西方列强。

出乎李鸿章的意料，光绪听后，只说了一句“与恭亲王商办”，就再没下文了。李鸿章久历宦场，立即就听出这不过是一句敷衍之语——恭亲王复出后，虽在名义上掌握中枢，但早已褪去过往的盛气，加之身体不好，所以甲午后即对时事不太过问，“与恭亲王商办”只是“我对你的意见不感兴趣”的客套话罢了。

《纽约时报》报道李鸿章欲请辞退休，这是站在李鸿章的角度，为他打抱不平。事实上，李鸿章不是俾斯麦，他从未想过要退归林下，但面对皇帝如此冷落，为避免难堪和尴尬，他也只得像所有不受君王待见的老臣一样，以“年老衰病，无法胜任本职”为辞，主动请退。

李鸿章以年迈之躯出使海外，并不是他自己哭着喊着要去，而是皇帝非得让他去，如今好不容易回来了，没有功劳尚有苦劳，这个时候免其职务，着实说不过去，于是光绪见状又连忙安慰了李鸿章两句，并没有接受他的请退。

皇帝这一态度，不知是受其老师的影响，还是相反。最喜欢写日记的翁同龢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只记录了李鸿章递交国书、宝星，没有一句他与李鸿章之间的特别对话，这与他当初主动走访李鸿章，说服其动身赴俄时的姿态亦有天壤之别，其态度如此，对于李鸿章口中的变法，翁同龢自然也与光绪一样，完全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