憧憬（第1页）

1896年3月1日，李鸿章入朝请训，辞别皇帝。两天后，李鸿章离京南下，朋友同僚数十人相送，并在东大门为其设宴饯行。当天天气不佳，狂风大作，饯行宴设在室外棚中，棚子被吹得哗哗作响，几乎让人以为它要拔地而起了。风沙也吹进了棚子，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来，桌上的杯盘在蒙上尘土后，菜已经没法吃了。

天公不作美，但李鸿章的兴致却非常好，丝毫未受天气影响。他笑称：“我每次出门远行，不是碰到狂风，就是遇上暴雨，走个海路，也总是有惊涛骇浪。”大家见他高兴，便也说：“中堂丰功伟绩，所以连雨师、风伯这些神灵，都会前来饯行。”

临别之际，李鸿章始终显得精神矍铄，意气风发，状态与前一年赴日本谈判前已大不相同。

在《恳辞折》中，李鸿章曾说他在马关遇刺时受重创，至受命时仍未痊愈，“伤病时发，步履软弱更甚于前，连走路都要让人搀扶”。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李鸿章一向身强体健，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基本已能做到行动自如。另外，时隔一年，所处环境也不一样了，赴日前正遭遇甲午惨败，可以预见到的是国家将因战败而任人宰割，个人事业亦将随之跌入谷底；如今则多的是憧憬，即为饱受战争失利困扰的国家寻找机遇，赢得重生，同时自己也借此再干一番事业。

3月14日，李鸿章经天津抵达上海，准备起航出发，其欧美之行甫一公布，即备受世界瞩目。过去中国虽也多次派使臣出访国外，但李鸿章系名义上的内阁首辅，后者被西方等同为“首相”，认为是“清帝国最显要的官职”，加上他又是清廷正式任命的“钦命头等出使大臣”，故而以使臣而论，其级别之高已大大超出以往，外国评论也称“这样第一等的中国大员出使外国，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

除了官职显赫、身份特殊，李鸿章的个人魅力也不容忽视。事实上，李鸿章不仅是他那个时代最了解西方的中国高级官僚，在国际外交场合，他也几乎是唯一受到西方尊重的清王朝重臣。李鸿章对此亦抱有极大自信，他对吴永说：“我办外洋交涉数十年，不敢说外国人如何仰望于我，但各国朝野，也总算知道中国有我这么一个人，他们有的愿意与我见见面，谈一谈，也是人之常情。”

时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援引欧美报刊媒体的报道：“各国将合肥（李鸿章）视为最洞察事理、明智睿哲的中国人，现在他竟然以垂老之年远游海外，各国都认为这将有助于和中国的睦邻友好。”各国如此关注李鸿章环游欧美，当然不仅仅止于所谓的“睦邻友好”这么简单，而是还别有所图。

十九世纪，西方产生了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理论，所谓“黄祸论”。“黄祸论”宣扬黄种人对白人形成威胁，主张白人联合起来对付黄种人，七八十年代欧美对华工的迫害以及排华浪潮中，“黄祸论”均在其中推波助澜。甲午战争后，西方掀起一股新的“黄祸论”，人们担心，在已经掌握西方技术的日本“领导”下，原本衰弱但地域庞大的中国也将迅速崛起，两国团结一致，将矛头对准西方，届时历史上蒙古西征欧洲的“黄祸”将卷土重来。

从1895年起，德皇威廉二世和俄皇尼古拉二世便不断就“黄祸”问题进行通信、交流，威廉二世还特意请画家创作了一幅油画《黄祸图》赠给尼古拉二世，并下令印刷，广为散发。《黄祸图》所画内容，是一个象征日耳曼民族的双翼天使站在悬崖上，手执宝剑，告诫欧洲各国的保护神，“黄祸”已经来临，必须迎击。在天使手指处，象征日本的“佛祖”骑着象征中国的“火龙”，正向欧洲步步逼近。画面上，天空乌云密布，地面城市燃烧，以表现欧洲因此所发生的浩劫，威廉二世还一本正经地在上面题词：“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正如李鸿章接受慈禧训令，欲“联俄制日”“联西制日”一样，无独有偶，西方认为抵制中日共同崛起，并联手攻西的最省劲办法，也是对中日进行分化瓦解。“三国干涉还辽”里面，其实就已经有类似手法的影子，日本原本单方面开出的“赎辽费”是五千万两白银，最后经三国联手干涉，被迫降至三千万两，这不能不说是西方拉拢中国、打压日本的一个具体表现。

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西方人士对于李鸿章的此次欧美之行给予了极高期待，英、法、德各国纷纷来电，邀请李鸿章首先前往该国访问。因为法、德是“三国干涉还辽”的参与国，李鸿章此行须代表清廷对两国致以谢意，于是便打算经由法、德转赴俄国。俄国得知后，怕被法、德得了先手，赶紧由驻华公使喀西尼出面，与李鸿章商量还是先赴俄国。李鸿章本以赴俄为重点，遂对喀西尼的提议表示欣然同意，并接受了俄方所提供的具体路线及其行程。

3月28日，李鸿章率随员乘坐法国邮船“爱纳斯脱西蒙”号，从上海启程，开始环游欧美五国之行。

邮船经过香港、越南、新加坡，然后一路西行，穿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近一个月后，抵达预定行程中的第一站——埃及塞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