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行要策（第1页）

有近代学者把慈禧派李鸿章访俄，看成慈禧基于李鸿章过去所立功劳，对他的一种奖赏，即所谓“酬庸”，清代笔记中亦有“赏遣李合肥出访欧美”的记述。这类见解颇有些令人费解，也不太符合实际，要知道，李鸿章时年已经七十四岁，在那个“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代，交通和生活条件都十分有限，派一个高龄老翁出访海外，不啻对其身体状况的极大考验，明明是苦差事，哪里称得上“酬劳”？再者，李鸿章在前一年马关谈判时受了重伤，按理仍需调养，不宜远行，更不用说是万里奔波跋涉，前往陌生国度了。

还有人把访俄看作是李鸿章就此出山的一个机会，认为符合他打破沉寂、重返政治舞台的愿望。然而，在国内政界，与洋人打交道乃至出访国外素来都不算什么好差事，甲午之后尤其如此，当时还流行着一种说法，即所谓洋人只知中国有李鸿章而不知有北京朝廷，因此即便是从忧谗畏讥的角度考虑，李鸿章也必不愿轻易接揽这类吃力不讨好的活。

虽然李鸿章在《恳辞折》中所列举的理由都客观存在，但对于朝廷而言，派李鸿章赴俄已是定案，自然不能允许他不去。光绪降旨慰勉，一再坚持原议，翁同龢也一反常态地主动走访李鸿章，与其商谈如何密结外援，实际上就是在做李鸿章的工作，说服他动身赴俄。

君命如山，李鸿章见实在无法推脱，这才表示“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唯担心不能完成使命……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将李合肥遣赴外洋”的消息传出后，海内外为之震动，在很多国人眼中，李鸿章这个七十老翁继马关谈判后，又要远涉重洋往赴俄国为使，其举动足以惊世骇俗。与此同时，一篇由李鸿章的文案幕僚于式枚代笔，李鸿章亲自审定的《谢恩疏》，在经由宫门抄（清代官报，也称邸报或邸抄）流出后，也迅速“传遍九城，万人争诵”。

在这篇《谢恩疏》中，李鸿章分析国际形势，认为当今世界列强角逐纷争，犹如战国七雄并立，已形成合纵连横之局，中国应审时度势，重视并搞好外交，而他本人则将效法儒家所推崇的大夫七十远聘异国的精神，不辞艰险，竭力完成使俄重任。朝廷对李鸿章的意见和态度表示赞赏，进而又根据总署的奏请，给李鸿章增补了两项任务，即：出使德、法、英、美四国，亲递国书，以固邦交，其中对于德、法两国，要特别感谢他们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所起作用；与出访各国商量增加关税事宜，为支付给日本的巨额战争赔款开源。

1896年2月28日，慈禧在便殿召见李鸿章，双方密谈达数小时之久，但其详情从未公开披露。《异辞录》是清代一本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掌故杂记，作者刘体智系工部尚书孙家鼐之婿，有机会了解到许多高层内幕，据他在《异辞录》所载，慈禧召见李鸿章时，问了一个问题：“你知道此次使命的意义所在吗？”

祝贺沙皇加冕、联络德法英美、协增关税，乃朝廷直接交给李鸿章的三大任务，除此之外，李鸿章不好再妄加猜测，遂只得回答：“不知道。”

“中国败于日本，你个人蒙受了奇耻大辱，国家也一样。”慈禧对李鸿章说，“现在命令你西行，联合欧洲，抵御日本，你必须谨慎对待，切勿懈怠。”

从慈禧所下达训令的内容来看，她所要求李鸿章的，已不单单是把祝贺加冕这件事应付过去这么简单，而是还要把清廷“联俄制日”的政策落到实处，即借此机会，与俄国建立军事同盟，甚至联络德法英美等国的外交活动，也被囊括到了“制日”体系——除了“联俄制日”，也要“联西制日”！

在朝野响彻一片的“联俄”呼声中，李鸿章从未对“联俄制日”公开表态，但其实之前他就已经推行过“以俄制日”外交，只不过“以俄制日”与“联俄制日”虽仅一字之差，背景和目的却并不相同。

甲午战争前以及战争爆发后，直至马关谈判期间，李鸿章本着“以敌制敌”的外交理念，曾再三托西方大国出面调停和干涉，其中对俄国寄望尤甚，“以俄制日”即源于此，但因为种种原因，“以俄制日”等外交运作最终都归于了无效。从“三国干涉还辽”起，俄国突然自动成为“制日”选项，带给李鸿章的惊喜和绝处逢生之感，与普通国人相比，应该说，并没有太大不同。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作为一个具备国际视野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李鸿章理应比个个争言“联俄”的国人，甚至是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看得更多更远，也想得更深更透彻。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甲午战争前，英俄争霸且英国占据上风，乃是远东格局一个显著特点，那时英国尚亲中，但在战时和战后，英国便抛弃中国，转而推行亲日政策。作为英国在远东的主要竞争对手，加上对日本崛起的警惕和担忧，俄国自然会走相反道路，即“亲中远日”，它最终联合德法干涉还辽，又向中国提供低息贷款，本质上说都是远东国际政治变化的必然结果。

在甲午后的远东格局中，朝鲜实际已被置于日本控制之下，并成为日本染指中国东北的跳板。日本被三国逼着归还辽东半岛，“吐出口中之物”，并非心甘情愿，其觊觎东北之心依旧，这一局面，李鸿章比谁都明了。问题在于，甲午战败后的中国，更无力量保全东北，如何解决东北危机？照李鸿章看来，仍然只有拿出自己的撒手锏，即“以敌制敌”之术。

甲午前，除俄国外的西方大国多少在朝鲜都有利益，尚坐视不顾，它们与中国东北既非近邻，亦无利害关系，又怎么能指望它们“制日”？只有俄国，紧靠东北，对于这一区域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绝不可能听之任之，其发起“三国干涉还辽”即为明证。

对于朝廷“联俄制日”的外交政策，李鸿章是完全能够接受和认同的。慈禧显然也已经真正看懂了李鸿章所上《谢恩疏》，并接受了其中的合纵连横、“以敌制敌”之术，她与李鸿章那几个小时密谈的焦点，自然都集中于“联俄制日”、与俄结盟的重大外交战略问题。李鸿章后来到上海登船准备出国，江宁洋务局总办、前外交官黄遵宪登门拜访，李鸿章向他透露：“联合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