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谈判（第1页）

李鸿章将第四次谈判的内容，以及与伊藤函件的往复情形，详细电告清廷，请求指示。4月12日，总署转来光绪的指示，让他在减少赔款方面再争取一下，割地则允割台湾一半，营口、牛庄在所必争，并说如果事情到了没法再商量的地步，可由李鸿章一面电告，一面即与日方定约。

李鸿章“争取”的结果，却是伊藤越逼越紧，甚至威胁说如果中方再商谈改约，即照和谈决裂，此约中止的办法去做——别废话，对于和约，你的选择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允”，另一个是“不允”！

在野史中，伊藤博文是这样说的：“今天你我已没有别的可以商量，就‘割与不割’四字可谈。”意思差不多，总之一句话，就是一横到底，你接不接受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李鸿章计穷虑极，心酸不已，私下里流着眼泪对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西安，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迁都再战本是国内主战派如文廷式等人的意见，他们主张效仿在欧洲战争中打败拿破仑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退出北京再战。平壤兵败后，李鸿章即赞同此说，现在眼看谈判陷入僵局，已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地步，他很自然地又想到可以这么做。

只是清廷根本无法接受“谈判不成”的结果。其时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已经沦陷，京畿门户洞开，一旦谈判破裂，战火势必将继续蔓延至京城，这是清王朝建政中原两百多年以来最担心的事情。对于迁都西安打持久战，整个王朝都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光绪和慈禧暂时亦无此打算。在此期间，总署试图争取俄、英、法等国出面干涉，压服日本，然而事与愿违，盛宣怀电告李鸿章：“这边给各国公使都分别打了招呼，但都没人肯出力相助。”

情急之下，清廷甚至还想将台湾抵押给日本，以免其被日本夺占，并要求与英国zhengfu就此事进行谈判。眼看日胜中败已成定局，英国此时的国内舆论已明显偏向日本，英国zhengfu根据国防部情报局和海军部的调查，认定台湾没有什么战略价值，日本领有台湾，于英国并没有损失。

英国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这种错误判断，被认为“标志着远东的英国时代开始走向完结”。不过这都是后话，彼时英国zhengfu并不认为自己将因此吃大亏，他们决定支持日本对台湾的占领，中方抵押台湾的提议被英国外交大臣金伯雷拒之门外。

外援无着，又无劲旅前来保卫京畿，除了定约，已别无他途，4月14日，在伊藤博文限定的最后一天，光绪给李鸿章发来指示：“原来希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果实在不能再商议，就遵前旨与之定约。”

李鸿章接旨后，尚不甘心，一面打算抓住仅剩不多的机会，再次要求日本让步，一边仍寄望于借助列强的干涉来挽回损失。他在给盛宣怀的电报中道出了这种复杂心情：“伊藤两次发出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声称已不能再商量。现在我们约好明天会晤后，就把条约定下来，欲保京城，不得不如此，以后看如何想办法运动各国。”

当天，中日在春帆楼举行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谈判。李鸿章在谈判桌上拼尽全力，陆奥注意到，“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

因为知道和约的大致结构已难以变动，所以李鸿章主要从赔款、割地两个问题着手，他先要求伊藤减少五千万赔款，五千万不行，又要求减少两千万：“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又要赔钱，又要割地，双管齐下，你们出手太狠，使我方太过不去。”

伊藤予以拒绝。李鸿章又说：“赔款不肯减少，那么我方所出利息当可免掉了吧？”

伊藤还是笑着摇头。李鸿章无计可施，只能豁出老脸，不顾自己与伊藤、陆奥都有着二十岁左右的年龄差距，置德高望重于度外，向两人苦苦哀求，甚至请伊藤将减掉的赔款，作为他回途的旅费。

伊藤依旧不肯相让。李鸿章对他说：“讲和就应当彼此相让，你办事太狠，才干太大。”伊藤答道：“这都是打完仗之后的必然结果，不得不如此。若要说到才干，我万万赶不上中堂。”

见伊藤不吃自己的激将法，李鸿章话锋一转，又希望能少割地：“赔款既不肯减，地可稍减吗？说到底，你们不能一毛不拔。”伊藤摇头：“两样都不能减。”

对于李鸿章的软磨硬缠，伊藤博文极为反感，遂出言嘲弄道：“议和不是市井买卖，彼此争价，这样做，实在不成体统。”陆奥宗光事后也说：“此等举动，以李之地位而言，实有失其体面。”

李鸿章的性格其实颇为高傲，他在国内又是权倾朝野的重臣高官，即便在国际社会，也是知名人物，现在由平时的受人尊敬和仰望，一下子沦落到要当面受人嘲弄的地步，其心理上需付出的代价以及所要承受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然而因事关重大，出于个人使命的考虑，更为国家民族利益计，李鸿章此时此刻早已顾不上这些了，他捡起与伊藤之间事实上已不存在的个人私谊，再次苦苦央求对面这位比他小近二十岁的谈判对手，情景之寒碜可怜，足以令人泪下：“我并非不签订此约，不过请你方略减一些，如能少减一些，我就签订此约。这也算是贵大臣给我的留别之情，将来我回国，会时常记及此情。”

令李鸿章失望的是，伊藤仍以“两国相争，各为其主”，表示“万难少让”。郁闷之下，他忍不住对着伊藤放出“狠话”：“如此口紧手辣，将来必当被记住的。”言下之意，你伊藤现在固执己见，逼之过甚，将来难免也会自食苦果。

李鸿章在首次谈判发表长篇谈话时，就曾软中带硬地指出，中方虽然是战败国，也已接受战败的事实，但凡事都应适可而止，若日方始终不肯放弃过分要求，中国人“将永远不忘复仇，即使和平恢复之后，此种恶感，将深深印于脑海，以致不能涂去”。应该说，李鸿章的这番告诫用心良苦，他关于中日关系的预言日后也得到了历史的验证，但遗憾的是，当时的日本要人却几乎无人相信和接受，即便伊藤博文这样出类拔萃的政治家亦缺乏此种远见。

面对李鸿章的指责，伊藤只是打了个哈哈：“我与中堂交情最深，因此在和约上已经多让，我国人必将骂我，不过我愿为此承担责任。”随即又胁迫道：“请于停战期前赶紧结束谈判，不然索取的条款会更多，这不是我个人的意愿，是我举国之意。”

除了短视贪婪、自认为可以为所欲为外，伊藤博文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冷酷无情，还因为他已经从情报部门获得了清廷和李鸿章之间的全部电报内容，从而掌握了清廷的谈判底线，故而在谈判中分毫不肯相让。仅以占领台湾的日期为例，日方条款限定一个月内，李鸿章要求宽限时日，对伊藤博文说：“这已经是你们的口中之物，又何必太急？”伊藤博文笑道：“台湾虽是我口中之物，但未到肚中，难以充饥。”

这次谈判时间长达五个小时，李鸿章以古稀之年、伤痛之躯，使尽浑身解数，不惜再三恳求每一细节，但根本就撬对方不动，伊藤博文执意不肯做丝毫让步。

至下午7点半，谈判方告结束。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互相握手告别，李鸿章边笑，边对伊藤说：“未曾想阁下竟是如此严酷执拗之人。”伊藤亦笑答：“当此商议国家大事之际，也是出于不得已。”

一行人走出春帆楼时，已到上灯时间，天完全黑了。李鸿章在与伊藤告别时，虽然脸上带笑，但其实内心充满无限的无奈、悲凉以及愤慨，他明白，随着谈判的结束，自己以及身后的故国都将被这茫茫黑夜所逐渐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