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地（第1页）

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没用了，还是得面对现实，最让人着急的还是前线迄无捷音。原本刘坤一、王文韶素为帝党清流所重，按照大家原本的想象，只要让李鸿章彻底靠边，把刘、王换上去，由刘坤一指挥陆军，必可以将三军连成一气，知己知彼，选贤用能，运全局于胸中，由王文韶负责海防，必可以杜绝舞弊，淘汰庸者，亲巡海口，密筹防务。刘、王尤其刘坤一，在后方时也是动辄责人无功，慷慨陈词，可是正所谓“看人挑担不吃力，事非经过不知难”，事到临头，刘、王却表现得和李鸿章一样“庸碌无能”，甚至还多有不及，“刘坤一屯兵于关门而毫无振作，王文韶株守夫天津而仍无布置”，正是战又战不得，守又守不成。

光绪在大失所望的同时，更加焦虑不安，1895年2月20日，他亲自谕令宋庆等将：“亟应联络各营，鼓励士卒，齐心协力，迅速克复海城。”在朝廷的一再催逼下，宋庆不得不会合各路兵马，兵分三路，第四次反攻海城，此次反攻在海城和大平山两个战场同时进行，仅在海城战场，湘淮军动员兵力就达两万余人，战线长达二十公里。

在此期间，李鸿章连日参加御前会议，与军机大臣们进行商讨，商讨的焦点内容，已不是要不要议和，而是要不要割地。

从个人利害关系上来说，李鸿章经办外交多年，早就尝够了挨骂的滋味，尤其他现在身为和谈的头等全权大臣，若是一开始就轻言割地，传扬出去，“卖国贼”的帽子都不够别人送的。当然，这还算是轻的，若是清廷把“割地求和”的责任完全诿过于他，那他可能连项上人头都保不住，正如评论家所分析的：“他（指李鸿章）知道……这种割让，对于他是斩头之罪。”基于这些顾虑，李鸿章郑重声明：“割地之说，不敢承担。”

李鸿章表态后，翁同龢也立即表示，“宁可多赔款，也不能割地”，并且说，如果能办到不割地，他所掌管的户部会尽力筹措多出来的赔款。翁同龢的表态实际代表的是帝党立场，即割地求和太刺激国民，倘若可以用赔偿巨额战费代之，则可以借口忍辱负重，以维护皇帝的地位和声誉。

孙毓汶、徐用仪作为后党骨干，当然不会理会帝党的那一套，他认为“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当前形势急迫，日本既然将割地作为先决条件，现在若加以回避，和平交涉就无法进行，因此只能是先接受割地而后才有可能议和。

反攻海城战役打响后，光绪又有了新的希望，当然也是不想割地的，见李鸿章亦持此说，便向其询问海防情况，李鸿章答复：“实无把握，不敢粉饰。”的确，北洋舰队都没了，日军已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大举登陆，海防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已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事。

殿前会议结束后，李鸿章又与奕劻及枢臣们到传心殿议事。奕劻有感而发，说现在最敏感也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割地问题，但他随即又话锋一转，“比起国家的安危，特别是眼前的危机，割地倒是可以接受的事情”。见奕劻开了头，其他几个人也各抒己见，实际仍是坚持自己的原有看法，即孙、徐认为不能不割地，翁同龢认为“偿胜于割”。

翁同龢手握财权，又是光绪皇帝的心腹之臣，正如他自己所说，实在不行，就多赔款，少割地——正所谓“半砖不挨挨整砖”，在北洋海军亟需银子购买新舰新炮的时候，掌握财权的翁某既不关心，也没兴趣筹银，连每年几百万两银子的海军投资，都嫌“靡费太重”，怎么都不肯拿出来。如今战败谈赔款，银两以万万两计数，他倒保证户部能筹到钱了，虽然也是硬着头皮，不得不筹，但与他所谓的清流做派也真是大相径庭。

李鸿章名义上虽被赋予议和全权，但他深知，“这责任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危险的”，到了节骨眼上，最好事情有人商量，责任有人分担，于是便当着翁同龢的面，请其同往日本议和，共同承担此艰巨使命。翁同龢一听，脸都白了，立马予以拒绝，说：“如果我曾经办过洋务，此行必不推辞。现在你让我去日本议和，是以生手办重事，怎么能够胜任呢？”

翁同龢是没有办过什么洋务，但这根本不是他拒绝赴日谈判的理由，再者，翁某作为清流派领袖，在攻击洋务派方面从来都是不遗余力，李鸿章可没少吃他的苦头，为什么临到头来，你居然还以不懂洋务为由，做了缩头乌龟？李鸿章对此多少有些情绪，遂直截了当地甩过去一句话：“割地不可行，议不成我就回来吧！”这时有人问他，如果日本人要割地，到时怎么办？李鸿章的语气很坚决：“鸿（李鸿章自指）虽死不能画诺。”

因为迟迟拿不出统一的意见，一时间，现场陷入了沉默。

总没有切实办法也不行。身为和谈中的负实际责任者，李鸿章反对割地，除了此议关系太大，涉及自己的名誉甚至身家性命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从其外交经验出发所做出的一种理性判断，后者正是他和其余枢臣在作思考和立论时的最大不同之处。

在地缘政治上，日本和俄、英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日本崛起并向周围扩展其势力，势必挤占俄、英等国的活动空间，所谓“北则碍俄，南则碍英、法”。战前李鸿章之所以不找别的国家，而是专找俄、英调解，就是看到了这一点，若是中国被迫向日本割地，也就标志着日本在东亚争霸的开始，利害攸关之下，英、俄包括法国等国，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吧？

见讨论不得要领，李鸿章便道出了自己的这一策略，即借助英、俄来拒绝日本的要求。鉴于之前调解无一成功，孙毓汶、徐用仪均认为难以办到，翁同龢则只要不割地，就什么都成，因此极力赞同。

李鸿章想到要借力英、俄，只是一种尝试，事实上，他自己对此同样毫无把握。重臣之中，论和日本人打交道的时间，以及对日本的认识，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和李鸿章相比，他心里明白，以日本人的胃口以及英、俄等国只注重眼前利益的态度，要想不割地，确实很难做到，只能是姑且一试。

散会后，李鸿章先同孙毓汶、徐用仪一起，先拜访了对于调停比较积极的美国公使田贝，接着又单独拜访英国公使欧格讷，之后对法、德等国公使也都逐一拜访，反正有一个算一个，请其给本国zhengfu发电报，以阻止日本要求中国割地的要挟。这里面，英、俄被作为重点，李鸿章电会中国驻英、俄两国的公使，让他们赶紧展开秘密活动，推动两国zhengfu进行干涉。

李鸿章马不停蹄，连日奔波，一圈跑下来，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只要一说到割地一事，各国公使均异口同声，表示中国要是不割让给日本一块土地，就没有签订和约的可能性，中国驻英、俄公使的活动亦毫无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