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稻草（第1页）

威海卫之战期间，身负和谈使命的张荫桓、邵友濂正式抵达广岛。二人在到达广岛的次日，即与日方交换国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看完中方国书后，发现文字中有“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的字样，遂认定授权不足，与国际谈判的惯例不符，拒绝与之谈判。

张荫桓、邵友濂吃了闭门羹，急忙写信给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申明光绪皇帝的确已向他们授予了议和全权，然而陆奥宗光也不予认同，并驳回了张、邵发电报给国内，临时对国书进行修改的请求。之后，日本zhengfu又以广岛乃日本军事重镇，闲杂人员不允许逗留为由，将张、邵赶到了长崎。

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表示，他们不是不愿意与中方谈判，归根到底。还是张、邵不够资格，中国必须选派一位“有威望、有权力的大臣”充任全权代表，和谈才能进行。

张荫桓是户部侍郎，邵友濂是代理湖南巡抚，一个朝廷大员，一个封疆大吏，皆为朝廷重臣，还不够“有威望、有权力”？不够！

当天，伊藤博文私下问中方使团随员伍廷芳：“恭亲王为什么不能来敝国？”

奕?是皇室贵族，如今又在幕前主持全局，自然不能来日本受战败议和之辱，伍廷芳因此作答：“恭亲王位高权重，无法走开。”

“那么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

伍廷芳本是李鸿章的幕僚，他马上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如果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

伊藤博文自然能听出伍廷芳的弦外之音，但回答仍然滴水不漏：“如果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还应符合国际惯例，必须拥有全权。”

日本人对于李鸿章的态度其实很复杂。曾有一名美国人与日本官员聊天，美国人感慨：“试问朝廷（指清廷）如果不用李中堂，还有谁能与东洋匹敌呢？”日本官员对此表示认可：“中国方面如果罢斥李中堂，我等在军务上就更容易成功了！”

事实也是如此，没有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清王朝将更无足够实力基础与日本抗衡，而没有李鸿章一手创建的淮军及北洋海军，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也只会败得更快更彻底，尤其是北洋海军，甚至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没有李鸿章，恐怕也就没有甲午海战了。

对于日本人而言，他们一方面视李鸿章为敌，另一方面，相比于其他中国官吏，他们对李鸿章也最尊重。他们认为如果恭亲王不能亲自来日本参加和谈，剩下唯一够资格的谈判代表，则非李鸿章莫属。

在从伊藤博文嘴里得知日方的真实想法后，伍廷芳立即向和谈代表团做了报告，张荫桓、邵友濂见再待下去也无济于事，这才率团返回国内。

使团赴日前后，中日战争仍在进行当中。被帝党清流拿来“以湘代淮”的主角、钦差大臣刘坤一从京城启程，到达山海关。自旅顺失守后，李鸿章就已被革职留任，朝廷命其只负责北洋防务，关内外各军被交由刘坤一节制，但由于刘坤一一直逗留京师，所以辽东半岛战役实际仍由李鸿章负总责。刘坤一到达前线后，就正式从李鸿章手里接过了指挥权，前线集结的一百多营约六万人马，均受其掌控，对于除北洋以外的辽东等其他战区防务，李鸿章不再能够左右甚至过问。

刘坤一在受命之时，即抽调南洋湘军陆续北上，加上两湖地区的赴援部队，至其亲自督师前沿，集结于前线的湘军已超过五十个营，可谓声势浩大。原本淮军为主，湘军为辅的局面，也随之悄然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帝党清流自不待言，就连已对自家海陆军失去信心的李鸿章和北洋系，都巴望能借淮军之力，通过“以湘助淮”的方式来改变极度不利的战局，正如盛宣怀所言，此时战局“舍湘军实无可望”。

在刘坤一的组织和调度下，湘淮军在一个月内，对海城连续发起三次反攻，持续时间之长，集结兵力之多，均超过以往，乃甲午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陆战攻势。可是正所谓希望愈大，失望愈大，虽然战役中投入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声势一次比一次大，但三次反攻，最后均无功而返。

仅从过去所获军功来看，刘坤一远不及李鸿章，只是经舆论渲染后，他的能力被夸大了。湘军也是如此，早在内战结束时，湘军就已走下坡路，北上湘军相对武器陈旧，新式热兵器不足，很多还是以冷兵器为主，营哨以上将官虽久历沙场，然而士卒亦多临时抽调。至于淮军（也包括毅军等）方面，因为受挫太多，士气低迷，怯战先退的情况很普遍，故而湘淮军加在一起，不仅没有起到正面的累迭效应，反而互相传染负面情绪，造成战斗力和士气下降。

当然，归根到底，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军事体制落后所造成的时代差距，即日军已是近代化军队，而湘淮军却还处于中世纪阶段，以致不管将领如何更换，兵力如何厚集，战场呈现出的始终都是一边倒状态。

从三次海城反攻战来看，湘淮军每次反攻都仅能持续半天时间，每次的作战方式也都较为单一。一般情况下，都是受挫于路途中一个山头，然后遭到日军炮火的远距离打击，在双方军队尚未直接接触之前，湘淮军各部便纷纷后退，各自撤退而去。于是乎，每次战斗都是仅仅打了几个时辰，就草草终尾，以至于如此大规模的交战，日军每次的死亡数平均仅为几十人，最少的竟然到个位数，战果之微小，简直可忽略不计。

刘坤一和湘军是朝野改变战局的最后寄托，看到前线军事并无多大起色，满朝文武连同帝党清流，大家一下子都噤声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光绪皇帝更是五内俱焚，1895年2月10日，他在召见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谈到战既不得，和又不成时，已经是声泪俱下。

此时，李鸿章的个人命运却突然出现了重大转机。本来李鸿章已到了焦头烂额、山穷水尽的地步，随着威海卫之战逐渐接近尾声，刘公岛形势急剧恶化，连近在咫尺的山东巡抚李秉衡都选择了拥兵不前，坐视北洋海军覆灭。虽然刘公岛尚未沦陷，北洋舰队也还在苟延残喘，但北洋快要完蛋，以及帝党清流必要借此跟李鸿章算总账的结局，都已昭然若揭。李鸿章作为被革职官员，就境遇而言，也仅仅比他的部下、“戴罪图功”的丁汝昌好上一点而已，可是一旦威海之败画上句号，李鸿章很可能也要被戴上“罪臣”帽子，甚至是坐牢、被砍掉脑袋。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张荫桓、邵友濂回到京城，将日本人不接待他们而提名李鸿章前去的意思，向朝廷进行了汇报。得知日本zhengfu只肯与李鸿章谈判打交道，朝廷的态度马上就不一样了——李鸿章由“次罪臣”变成了满朝文武也包括皇帝的救命稻草。

11日，光绪召集军机大臣议事，为了让日方相信清廷议和的诚意，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代替张荫桓、邵友濂赴日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