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卫（第1页）

旅顺沦陷后，鉴于辽东半岛气温较低，沿岸冰雪封冻，由渤海湾登陆已经变得十分困难，日军大本营再次调整作战计划，决定将第二军第二师团和国内的第六师团合编成“山东作战军”，由大山岩指挥，在联合舰队的配合下登陆山东半岛，目标是攻占威海卫，彻底消灭北洋海军。

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接到命令后，在原有情报基础上，再次派人前往山东半岛东端进行侦察，以寻找合适的登陆地点。威海卫东面四十海里处，有一个海湾名为荣成湾，他们发现此处是冬季极佳的登陆点：湾口宽阔，能避开猛烈的西北风；湾为泥底，便于舰船停泊抛锚；沿岸丘陵起伏，适于掩护陆军上岸。

伊东佑亨立即与大山岩会商，就此确定了在荣成湾登陆的方案，并得到了大本营的批准。

日军在荣成湾一带的频繁侦察，引起了清廷的警惕，1895年1月中旬，清廷连续电令李鸿章和山东巡抚，要求加强威海卫的防御力量，特别是注意后路的防守。

清廷在对日作战思路上，存在着重京畿、辽沈而轻山东的问题。即便在高喊要加强威海卫防卫的同时，清廷陆续从各省抽调的兵力，也多准备用于入京拱卫京畿，而山东部队则被抽调用于辽东，如参加辽南盖平之战的章高元部嵩武军等，便是从山东调走的精锐部队，战后也没有调回。这使得相比于辽东半岛，部署在山东半岛的陆上部队原本就偏弱，威海部队数量也不多。

由于多年经营海防的缘故，李鸿章一直以来都不敢忽视山东，也早就将防御重点集中于威海基地，但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除了山东沿海口岸的淮军外，并不能直接指挥山东省的军队，也无法调动和使用山东省内的资源，后者必须依赖于山东巡抚的协助和支持。

甲午战争刚刚爆发时，山东巡抚是福润。福润虽为旗人，但为人比较务实，与李鸿章之间也没有畛域派系的隔阂，在扩军备战方面，两人配合默契，先后募集数十营新军，用于加强威海、登州、烟台一带的防御。

然而，正当威海筹防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清廷却突然下令将福润调往安徽，由原本要调往安徽任巡抚的李秉衡接任其空缺。

李秉衡乃谅山大捷的功臣之一，曾被舆论拿来与冯子材相提并论，从朝野派系上说，他又属于接近帝党的所谓清流派大员。李秉衡与翁同龢关系密切，翁同龢对其评价也极高，甚至夸赞他是“良吏”“伟人”。那段时间，虽然尚未有平壤之败，但帝党清流已经掀起“拔丁”“易李”风潮，因此此次人事调动，有人猜测是帝党对李鸿章的掣肘，而李秉衡赴鲁后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为外界这种猜测提供了某种佐证。

福润和李鸿章判断日军可能登陆的地带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往烟台方向的威海西翼，另一个就是往荣成方向的威海东翼。两翼均属山东省防区，福润离职时，尚未进入冬季，当时觉得日军从威海右翼登陆的可能性更大，福润于是便派军驻扎于此处，等到他突然被调往安徽，再未来得及对威海东翼进行防御布置。

李秉衡到任时，正值秋季，冬季即将来临，但他在对胶东沿海巡视后，却对威海东翼的设防事宜置若罔闻，不仅没有派兵前往，反而让威海陆军守将戴宗骞从威海抽调兵力，布置在他所驻的烟台方向。

当时的威海在行政区划上属山东省文登县管辖，然而就海防体系而言，在威海卫布防的海陆驻军又都归李鸿章指挥，其中陆军为防守炮台的戴宗骞部绥军、刘超佩部巩军以及防守刘公岛的张文宣部护军，三部一共也只有几千人，防守炮台尚且不足，遑论外调。李鸿章得知后，命令威海守军专守威海，不能拔营，戴宗骞遂未调兵。

李秉衡对此极为不快，自此不仅任由威海东翼空无一兵，还以“防威海后路”为名，令山东省驻威海西翼的军队西撤。本来防守威海侧翼的军队应靠威海近些才好，他这么一移动，军队离威海就远了，离烟台倒近了，与其说是防守威海后路，倒不如说是担负起了烟台的外围防务更好，因为一旦有警，这些军队可很快向烟台收缩。

在得到日军对荣成湾一带进行侦察的情报，朝廷也提醒要加强威海后路防卫后，李秉衡不得不顺势做一番部署威海东翼防务的表面文章，从烟台周边的军队中调拨了五营河防军前往荣成。

看似增派了驻军，但所谓河防军，名为“军”，实则是修河的民夫。山东经常发生黄河决堤事件，为预防黄河泛滥，省府将黄河沿岸民夫按照军队营制进行编组，一遇水警，民夫们便被集合起来，赶赴大堤，挖土修河，无事时则各自散去，各安营生。

河防军的民夫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同时每营的人数也不足，正常军制每营至少为五百人，河防军只有三百余人。武器装备更是低劣，每营只有一支鸟枪或抬枪，其余全是冷兵器，山东军火库里储存着大量军械，但李秉衡却舍不得拿出来武装河防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