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丁（第1页）

帝党一直图谋“易李”，也就是将李鸿章调离北洋，削弱其权力，然而李鸿章毕竟树大根深，浮沉宦海多年而不倒，区区几个奏折是难以将其撼动的。帝党的策略是先从李鸿章的左膀右臂入手，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御史言官们抨击李鸿章的一条重要内容，就是对前线陆海军主将叶志超、丁汝昌发起指控，斥责二人“首鼠不前，意存观望，纵敌玩寇”，并将叶丁称为“败叶残丁”。

叶志超因为将成欢驿之战虚报成了胜仗，在一时真相难查的情况下，终于得以暂时从漩涡中脱身；丁汝昌就没这么走运了，他成为帝党的主要攻击目标，当时称为“拔丁”。帝党认为，叶、聂部在牙山得不到后援接济，以致只能退守平壤，都是海军护运不得力之故，换言之，即丁汝昌的责任。光绪对此也深以为然，据闻，他因为深怒海军不能救援叶、聂部，把一肚子火都发在总理衙门大臣、庆郡王奕劻身上，不仅予以诘责，还气得把茶碗都摔碎了，说：“丁汝昌既然不能打仗，为什么还要让他白白浪费那么多军饷？”

丰岛海战后，丁汝昌率舰队奉命三次出巡朝鲜洋面，但均未能发现敌踪，最后又退守威海。帝党清流认为丁汝昌不是真的找不到敌人，而是怯战畏敌，有意回避，于是继救牙山不力之后，他们又给丁汝昌定了一条罪名。帝党主将志锐弹劾丁汝昌，请求对其予以军法处置，并举荐在丰岛海战中战果“显赫”的方伯谦取代丁汝昌，他还旁敲侧击地指出，丁汝昌一面退缩避战，一面告病求退，但李鸿章却姑息养奸，未及时对丁汝昌予以参奏。

志锐论职务不过是礼部侍郎，但他与翁同龢过从甚密，而且还是光绪的妃子瑾妃、珍妃之兄，在光绪面前说得上话。在他们的鼓噪下，被激怒的光绪向李鸿章连下两道谕令：前者要求对丁汝昌进行调查，让李鸿章初步考虑接替丁汝昌的人选；后者则直接对丁汝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1894年8月9日，北洋舰队第四次出海寻敌，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打脸的是，次日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即出现在威海，而且炮击了威海军港。消息传到北京，帝党为之哗然，更加断定日舰之所以敢打到家门口，都是因丁汝昌胆小怕事及北洋舰队无能所致，前一天北洋舰队出海寻敌的行动，也依旧被理解为是离港避战。

在帝党的竭力要求下，军机处讨论了“拔丁”问题。会间，翁同龢、李鸿藻力主对丁汝昌加以严处，但最终所拟电旨，也仅止于对丁提出警告。翁同龢极为不满，却也无可奈何。

此后，志锐等人不仅继续奏参丁汝昌，而且捕风捉影，给丁汝昌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比如说丁汝昌驾舰潜逃之类。“拔丁”实际为的是“易李”，随着“拔丁”行动愈演愈烈，帝党“易李”的心情也更为迫切。为了增强说服力，他们在弹劾李鸿章的奏章中，甚至不惜作荒诞夸大甚至耸人听闻之词。按照志锐的说法，李鸿章眼下重病缠身，每天都得吃洋药，“用铜绿侵满血管”，若不如此，就会终日像喝醉酒一样，东倒西歪，疲乏无力。志锐一边说这只是他听来的传闻，一边却又直接把它作为论据，质问若继续以李鸿章主持战事，“大局还能问吗？”他建议“简派重臣至津视师”，如查明李鸿章病情属实，即直接留天津坐镇，代李调度一切。

御史余联沅、安维峻、张仲炘等帝党成员与志锐合为一气，异口同声，请求于李鸿章之外，另择“忠勇知兵的宿旧大臣”主持大局，指挥战事。他们给李鸿章罗列的其他罪名还有：李鸿章在日本有洋行、茶山，资本达数百万；李鸿章接济日军粮米danyao，纵放日本间谍；李鸿章收日本女子为干女儿，所谓认“倭女”为义女；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本为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之子，过继给李鸿章做长子）时任驻日公使，居然娶日女为妻……

帝党接近光绪，但无论“拔丁”还是“易李”，光是皇帝点头还不行，形式上首先还得过军机处这一关。在军机处，后党孙毓汶、徐用仪等拥有很大发言权，御史言官中常见的书生之见和纸上谈兵气息，在这些重臣身上甚少。再者，帝党攻击李鸿章的理由也实在过于牵强和捕风捉影，本身就没有多大说服力，因而帝党关于“易李”的请求到了军机处那里，无一例外，全都碰了壁。

比如对于志锐的“易李”奏折，军机处说经过查询，这几个月来李鸿章从未因病请假，他对于战事的调度，电奏上也记录得清清楚楚，并没有明显不妥之处。军机处的结论是，“军事饷事仍应责成李鸿章一人经理”，志锐关于另择重臣至津视师的建议，没有讨论的价值。

对于余联沅等其他人的相关奏折，军机处或反驳，或不予理睬，并且强调“临敌易将，兵家所忌”，李鸿章换不得，不能换，“环视朝堂之上，实在找不到可以顶替的人选”。

在后党的抵制下，帝党的“易李”计划初度受挫，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继续推动“拔丁”行动。

就在志锐上“易李”折两天后，言官们再次对丁汝昌群起而攻之，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奏请更易海军提督，河南道监察御史易俊奏请治丁汝昌之罪。军机处被迫重新讨论处分丁汝昌的问题，这次翁同龢、李鸿藻开足了火力，把高、易两折放在桌案上，声言“不治此人罪，难以服众”。经过颇为激烈的争论，帝党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尤其到了最后环节，在讨论将丁汝昌予以革职的一系列细节时，翁同龢更是寸步不让，孙毓汶主张革职电旨不要明发，额勒和布提议让李鸿章先保举替换丁汝昌的人选，然后再降旨革职，全都被翁同龢给顶了回去。

1894年8月26日，光绪将军机处所拟电旨照发，下令将丁汝昌即行革职。“拔丁”眼看就要成功，不料已处于归政养老状态的慈禧，却突然过问此事，且明确表态不支持撤换丁汝昌。

此时谕旨已经明发，光绪也不想收回，便于翌日又严谕李鸿章，称“丁汝昌庸懦至此，万不可用”，让李鸿章当天即确定接替丁汝昌的人选，而对革丁汝昌职一事，则避而不谈。

李鸿章“始终出死力”庇护丁汝昌，为保住这位爱将，他顶着压力，复奏揽下责任，表示丁汝昌慎重出战，乃是在执行自己所制定的海战要策，即所谓“保船制敌”。与此同时，他坚持丁汝昌参与创办了北洋海军，对北洋海军的情况较为熟悉，“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也就是你要让我在短时间内寻找替代丁汝昌的人选，对不起，找不到！

前者慈禧已明确不同意革丁汝昌职，后者李鸿章又竭力为丁汝昌剖白，光绪也没办法了，只好借着李鸿章的复奏给自己找台阶下，明谕“丁汝昌暂免处分，著李鸿章严加戒饬”。

继“易李”之后，帝党“拔丁”又告失败。是日，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丁提督”（丁汝昌）免职一事已“不办矣”，言下颇为感慨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