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帅（第1页）

从甲午战争往前倒数，中法战争是时间上离得最近一次大规模外战。中法战争虽败，然而陆军的表现却是突出亮点，尤其镇南关一役更是被认为大长国人志气。其后，朝鲜的壬午兵变、甲申政变，又都是靠陆军解决问题，这使得很多主战派官员都颇以陆军为自负，御史庞鸿书就上书认为，中法战争中法军那么狡黠能战，照样在镇南关被击败，如果中日在朝鲜打起来，正可由陆地进兵，以便继续发挥陆军优势，“舍我所短，而用我所长”。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心理基础，故而清廷在讨论和战期间，就已决定实施“海守陆攻”战略，即将北洋舰队集结扼守于旅顺或威海，以确保京师门户安全，而陆军则迅速集结和开入朝鲜，并将战斗限制于朝鲜境内。

自1894年7月21日，即丰岛海战爆发的四天前开始，北路部队便奉命跨过鸭绿江，向平壤集结。北路军共分四路，其中马玉昆的毅军、卫汝贵的盛军最先入朝，于8月4日抵达平壤，左宝贵的奉军、丰升阿的马队随后，于8月6日抵达平壤。

前线大军云集平壤，气势堪称雄壮，其中的盛军善于使用新式洋枪，尤为淮军精锐。李鸿章对局势也变得乐观起来，他认为各军皆其旧部，练习新式枪炮多年，这次应该不会错失战机。在给友人的信中，他甚至已在考虑战胜日本之后，该如何重振朝鲜藩务，开始念叨“此时之胜倭或易，他日之保韩实难”。

真正让李鸿章觉得有些烦恼的，是另外一件事，驻平壤驻军加上叶、聂部，已有五路人马，如此多的部队必须有一个前敌总指挥。清廷亦以此为虑，“现在驻扎平壤各军为数较多，亟须派员总统，以一事权”。

国内军界当时公认的帅才是“二刘”，即“湘刘”和“淮刘”。“湘刘”是指湘军大将、前新疆巡抚刘锦棠，“淮刘”是指淮军宿将、前台湾巡抚刘铭传。其时前线已经使用和能够使用的主力部队，多为淮军，而淮军的募兵制又决定了淮将以外的将领到前线后，即便赋予全权，也很难对淮军各部调度自如，李鸿章有鉴于此，主张以淮将统淮军，重新起用已经告病归乡的刘铭传。

刘铭传之前抗法守台，其功绩和影响力不亚于守镇南关的冯子材，故而就连帝党清流都不敢将其忽略，李鸿章的意见立即得到朝廷批准。可是当李鸿章奉旨致电刘铭传，请其出山时，却被刘铭传婉拒，并复电“病未愈，目昏耳聋，万难应召”。后李鸿章虽多次相劝，甚至请刘铭传的侄子“设法劝驾”，刘铭传仍“决意不肯出山”。

刘铭传不肯挂印拜帅，外界对此猜测纷纷，莫知底蕴。刘铭传私下里自己给出的解释是，“知和议在即，我决不出”，然而其时已经宣战，在胜负未定的情况下，完全谈不到“和议”二字。推究刘铭传不肯出山的真正原因：一者确实年老体弱，身体状况不佳，“目昏耳聋”中至少眼睛不好是真的，二者恐怕还是与他深知己方军力底细，对与日本开仗后的前景并不看好有关。

宣战前后，帝党也保举了一批人，不过其中多为湘军将领，而没有淮将的影子。他们如此积极推荐湘军将领，不外乎是想借此“以湘代淮”，“倒淮用湘”，达到打击李鸿章及其北洋系的目的。

在帝党看来，除了刘铭传，其他淮将皆不可恃，然而在他们提出的湘将名单中，真正可用的也只有“湘刘”刘锦棠。军机处在得知刘铭传难以复出后，才决定响应帝党，以刘锦棠当其任。未料湘军和淮军一样，第一代的战将尤其是百战名将，都已到了风烛残年，差不多接近凋零的时候，刘锦棠接诏时业已病重，无法立即命驾北上，并且不久就病故了。

“二刘”均无法出征，朝廷只能采纳李鸿章的意见，从前线的第二代淮军将领中择帅，叶志超就这样被推到了前台。

叶志超本是刘铭传的部将，先后随刘铭传征剿太平军、捻军，因战功积升至总兵，朝廷赐号“额图浑巴图鲁”，李鸿章曾给予“骁勇坚强，饶有智略”的评价，可见对其颇为肯定。至入朝时，叶志超的正式职务已是直隶提督，当时前线的其他将领，从聂士成到马玉昆、卫汝贵、左宝贵、丰升阿等，实缺职务大多只是总兵或副都统，就原有级别而言，也难以让他们凌驾于叶志超之上。

叶志超关于成欢驿之战的战报呈递后，以朝廷所掌握的信息来看，无论级别、能力、声望还是入朝作战的实际表现，前线都已无人能够超越叶志超。在叶志超到达平壤后，慈禧特地赏给叶志超白玉瓴管等物，“以示优异”。枢府在讨论叶志超的任命时，军机王大臣也均认为“叶志超抵韩较早，情形较熟，且历著战功”，大家一致决定委派他为驻朝各军的统帅。

朝议既定，相应电旨随后传至平壤：“直隶提督叶志超战功卓著，坚忍耐劳，即著派为总统，督率诸军，相机进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