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事件（第1页）

北洋舰队到达长崎后，水兵一直未曾上岸，1886年8月12日，“定远”因船底需要修缮，驶入三菱长崎造船所的立神船渠待修，次日，舰上的水兵才被允许上岸。当晚八点，一群水兵与长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

本来根据丁汝昌的命令，水兵登岸一律不得携带武器，但其中有一名水兵在岸上购买了一把倭刀，当水兵们与警察发生冲突时，这名水兵拿着刀将警察刺成重伤，他本人也受轻伤并以肇事被捕，之后又被移交给中国驻日领事馆。

从整个事情经过来看，这充其量只是一个一般性的小纠纷，与国际关系、中日两国邦交并无任何联系，但随后事态的发展，却渐渐失去了控制。15日，舰队放假，六百名水兵上岸观光，就在他们游览的时候，遭到日本警察的袭击。数百名日警将各街道两头堵塞，围住手无寸铁的水兵挥刀砍杀，楼上的长崎市民也从楼上往下浇沸水、扔石块。水兵们猝不及防，又因散布于各街道，无法互相呼应，结果吃了大亏，当场被打死五人，重伤六人，轻伤三十八人，失踪五人。日本警察一人致死，伤三十人，此外长崎市民也有些人受了伤。

事后，《申报》称此乃日方针对上次冲突，早有预谋的一次报复行动。北洋水师对此反应强烈，群情激奋，“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褪去炮衣，将炮口对准长崎市区。总教习琅威理甚至主张立即对日开战。李鸿章亦紧急召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

中方态度强硬，日方亦不甘示弱，但真打起来也不可能。此时距中法战争硝烟散尽，不过才一年多点，中国要再与日本开战，力量不足，军饷也难以筹措。日本方面同样如此，特别是看到己方海军已落后于中国海军，更不敢轻举妄动。

中日就长崎事件谈判了近半年时间，在其幕僚、法学家伍廷芳的建议下，李鸿章甚至还聘请英籍律师介入进来，但仍未见日方有丝毫让步之意。其间中方除需支付律师费外，还得供滞留在长崎作为人证的一百多名水兵开销，仅仅律师费一项，每天就高达白银三百两，因此于中方而言，谈判拖得越久，损失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决定“停审”，即停止谈判，此前对长崎案的审理结果也全部作废，所有该案卷宗抄送北京。

李鸿章的这一招起到了敲山震虎的效应，看到中方准备单方面处理此事，甚至有可能断交撤使，日方有些慌了。日本外相井上馨多次要求和驻日公使徐承祖续谈，但均遭到拒绝。迫不得已，日本只得打消原先想不了了之的念头，宣布接受德国的调解，并同意按照德国所提出的“伤多恤重”原则，与中国就此恢复谈判。尔后中日双方签订协议，就各自的死伤者互给抚恤，但日方所支付的抚恤款数额超过中方，而且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亦由日方支付，实际已等同于向中方赔款。

在日本人看来，中国水兵军纪散漫、桀骜不驯，到日本滋事，最后竟然还要日本赔款，简直是奇耻大辱。在媒体的大肆渲染夸大下，民众的这种愤恨和受辱感很容易就被煽动起来，并与北洋舰队驶入长崎港后，对其心理所造成的恐慌情绪相结合，形成了一股极其强大的舆论力量。

“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本来就有市场，至此更是成为其主流民意，而大力发展海军，以求在海军力量上超过中国，进而完全打败北洋舰队，则成为日本上至天皇，下至小民的普遍共识。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日本zhengfu把北洋舰队写入了教科书，打败北洋舰队的顶尖巨舰“定远”“镇远”则成为军方和民间的一致口号。

长崎事件发生的当年，即1886年，日本通过了一个全新的造舰扩张案，提出要用三年时间购买或建造更多舰只。随着日本海外订单的猛增，西方向日本出口舰只的销售额大涨。

新的造舰扩张案需要大量资金预算，但此时日本海军的经费却已是捉襟见肘，日本zhengfu国库空虚，也拿不出这笔巨款，无奈之下只得发行海军公债。之后烟草税、药物税也都被投入海军，至1887年，海军经费占岁出的比例，已从上一年的10%跃升至13%。即便这样，仍感军费不足，于是在长崎事件结束后一个月，明治天皇又亲自发布谕令，下令从内库拨款三十万日元，作为海防补助费。

看到天皇竟然主动拿出自己的私房钱用于造舰，日本民众大受触动，他们竞相效仿天皇，纷纷解囊捐款，史称“海防献金运动”。这一献金运动来得很及时，不到三个月，海防捐款总额就达到了一百零三万之巨。海军所需的建设资金基本得到满足，购舰和造舰的速度得到猛烈提升，中日之间无形中的海军军备竞赛也因此变得更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