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危局（第1页）

李鸿章是个爱讲排场的人，但此行也已安排得足够低调，登岸后，以简单仪仗径赴洋务局馆下榻。与洋人刻意的冷淡不同，南方督抚和大小官绅对于李鸿章的到来，表示了隆重欢迎，“节钺北移，中外祈庆”。这并不奇怪，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李鸿章“舍我其谁”的担当及其举动，早已受到朝野的普遍赞扬。时人说他“晚年因为中日一役，未免被舆论群起指摘，然自此番再起（指从广州启程北上），全国人士皆知扶危定倾，拯此大难，毕竟非公莫属”，因此李鸿章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顿时焕然一新，“渐觉誉多而毁少，黄花晚节，重见芬香”。就连很爱研究李鸿章的梁启超，虽然对李鸿章常有苛评，然而总体上还是佩服的，并以“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来对之加以概括。

当天，在李鸿章下榻处，上海文武官僚及附近州县求见者络绎不绝，但除时任铁路督办大臣的盛宣怀、上海道余联沅、前任台湾巡抚邵友濂等两三个重要人物外，对于其他人，李鸿章一概拒见。

到上海后，因旅途劳顿等原因，李鸿章身体稍感不适，便准备在上海略作休养，再取道运河北上。抵沪第二天，刘坤一来电对李鸿章调任致贺，并询问李鸿章何时北上，李鸿章将自己的行程安排如实告之。不料此时长子李经述从德州来电，给李鸿章带来了“津亡京危”的坏消息。原来一周前即7月14日，八国联军就已攻陷天津，并向京师进逼，“溃勇、拳匪沿途抢劫，难民如蚁”，李经述慨叹：“天津失守，北京如何还能支持？大事去矣！”

形势急转直下，李经述劝父亲“万勿冒险北上”，并建议如果朝廷严旨催促，则“由旱路徐徐前进，相机而动”。李鸿章深以为然，认识到“津门难入”，他随即改变主意，决定顺势以健康原因滞留上海。次日，袁世凯转来北京消息，称使馆区和各国公使都安然无恙，意指只要李鸿章来京，谈判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李鸿章仍不愿冒险北上。

不久，李鸿章移寓刘学询宅邸，其间他以奏请送各国公使至天津为条件，在上海就地与各国进行谈判的设想，奈何各国驻沪领事依旧相约不来拜访。不唯如此，在英国的带动下，慈禧召李鸿章北上，还被各国理解为是俄国操纵的阴谋，反李北上也相应有了否定慈禧政权，以及否定这一政权在目前危机下，欲打通外交渠道努力的意味。驻沪领事们众口一词，说李鸿章其实并未接到北京的命令，理应继续留在广州，主持“东南互保”，而不是北上，又说各国公使都在北京，他们作为驻沪领事，无权与李鸿章在上海进行谈判。德国甚至还威胁要逮捕李鸿章，称如果李鸿章执意北上，他们“要立刻逮捕他，将其作为一个宝贵的人质”。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从前李鸿章在西方人眼里本是开明派的典范，但伦敦的《泰晤士报》及上海的英国人协会，却居然均视李鸿章为端郡王载漪的代表，认为其名为进步，实质阻碍中国社会的前进。他们主张必须请光绪出而主政，并由此反对优待李鸿章，说不清楚其受命北上究竟来自何人的授意。

李鸿章再三声明，他系奉密诏北上，不能不遵命，直隶总督的任命亦系慈禧亲自签发，但仍然未能被国际舆论所接受，也无法与驻沪领事们直接面谈。这不仅使在沪谈判难以进行，也令李鸿章对入京前景更不乐观。

自此，李鸿章开始闭门不出，除少数幕僚以及次子李经方随侍左右外，紧要事件多只与盛宣怀一人商议，并严禁家人随员泄漏身边之事。经过思考，在征求盛宣怀意见后，李鸿章决定在“此时京、津、沪均难以谈判”的情况下，建议朝廷赶快将各国公使安全护送至天津，以为善后使用外交手段提供方便。

1900年7月25日，抵沪的第五天，李鸿章致电袁世凯代奏朝廷，一面以身体不适，“连日盛暑驱驰，感冒腹泻，衰年孱躯，眠食俱废”为由，正式请求暂时在沪休养调理；一面献“送使赴津”之策。与此同时，李鸿章还拟派自己的姻亲、刚由苏州至沪的杨崇伊北上进京，谒见奕劻、荣禄并面奏慈禧，当面说明“送使出都，以便与各国议和”的必要性。

此时因为天津失守，京城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因尚未接到袁世凯的代奏，朝廷已先于23日电谕李鸿章兼程来京，加上前面四次下旨，这已经是第五次催促李鸿章火速北上，谕令要求李鸿章接旨后，“无论水陆，即刻起程，并将起程日期速行电奏”。

26日，李鸿章接到天津海关道员黄建莞的来电，得知天津失守时，原直督裕禄仓皇退走，导致天津各库局所藏巨款被洋人抢劫一空。

裕禄和山西巡抚毓贤都是朝廷对内主抚，对外主战的积极践行者。就在朝廷实授李鸿章直隶的那一天，毓贤在山西诱杀外国传教士男女老少四十余人，因过于残忍和血腥，他自己也心有余悸地说：“我头当准被洋人砍去。”然而同时又洋洋自得地对属下言道：“我以一头换数十异族头，亦值得。”李鸿章为此痛骂毓贤“误国至此”，在李鸿章看来，裕禄也和毓贤一样“误国”，平常对国防建设不上心，事发时投端郡王载漪等人所好，一意指使武卫军会同义和团，对紫竹林使馆区进行围攻，看到天津守不住，又不未雨绸缪，只顾自己逃命。

在给黄建莞的复电中，李鸿章激愤地说：“天津、大沽糜烂到这种地步，裕禄造的孽太大了！既然围攻紫竹林使馆区，洋人必定反咬一口，司道局所存款，为何不预先设法运寄保定省库？”

29日，李鸿章收到了朝廷的第六封催促北上电，其调子比先前更为严厉。朝廷的严旨催促，以及对京津危局的不忍坐视，促使李鸿章决定即刻北上入京，并在复奏中称颂：“圣主知人，山河之幸。”然而，在收到李经述从德州发来的电报后，他又踌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