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鸟外交（第1页）

李鸿章自受命北上开始，就深知此行关系重大，风险重重，成功与否，除了朝廷对内剿抚和对外和战的政策外，各国对于和战以及他个人北上的态度，也极为关键。早在清廷公布宣战诏书后，李鸿章便在第一时间分别致电日、德、俄、英、法五国公使，请公使们探询所在国zhengfu对和战的态度，以及对于他所提“先靖内乱，再议善后”方案的看法。

最早被探询的国家是日本。李鸿章因为与伊藤博文和时任日本外相的青木周藏都认识，故而寄望很大，但此时伊藤博文在第三次组阁后已经下台，中国驻日公使李盛铎往见青木周藏时，所得答复也不过是标准的外交辞令。当着李盛铎的面，青木只是催促李鸿章早日入京，调外交“办匪”，但对于停战请求，却以“非一国所能主持”相推诿，李盛铎反复与之商议，青木充耳不闻。

而与德国沟通，其态度强横。他们怀疑李鸿章能否北上，并像日本一样，表示“停兵难以遽议”。此外，英、法对李鸿章北上也不支持，其中尤以英人反对最力。香港时为英国殖民地，两广是香港的腹地，长江流域又是英国的在华势力范围，英国人担心，李鸿章一旦北上，北方动乱会迅速扩大至长江流域和两广，进而波及香港。英国外交部认为，如果李鸿章继续留在广州，相比于前往北京，对于维护当地秩序会更有效，因此希望他在“即日北上”和“坐镇两粤”问题上再仔细斟酌，实际就是不愿他离粤。

在多数国家均不予支持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国家的态度最为缓和，反馈也最令李鸿章满意，这个国家就是俄国。

自义和团事起，俄国的对华政策即刻意区别于他国：在八国联军中，俄国派兵最多，但并未要求争夺联军总司令一职，为的是避免“在中国人面前显得是个责任者”；俄国zhengfu在派兵参加联军统一行动的同时，将俄军行动限定于解救各国公使馆、保证俄国人在华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支持清廷“剿杀”义和团。这些政策要点，均来自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的提议，并已经过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同意。在大沽口之战中，曾有两艘参战的俄国军舰被炮弹击穿，招致重创，但在中国驻俄公使杨儒奉李鸿章之命前往探询时，俄国不仅大度地对其在大沽口之战的损失表示“不介意”，而且仍承认清廷为中国的合法zhengfu，愿“一意保全中国”。

对于李鸿章北上议和，俄国亦表示关切和欢迎。当时圣彼得堡的外交界广泛流行一个观念，即李鸿章是“对俄国有利的中间人”，是目前可参与谈判的“独一无二的人物”。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俄国财政大臣、实际主持外交的维特，寄望于通过李鸿章的北上和谈判，解决目前中国北方的危机。李鸿章当年访俄时，曾作为特使迎接他的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则向李鸿章发来密电，除转述尼古拉二世“不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办事”的宗旨外，还计划如有必要，将亲自赴华参与交涉。

李鸿章鉴于此，在给朝廷的报告中，他强调“此次俄调兵最多，各国当推为领袖”，认为若果真如此，“似乎应将俄引为援助”。李鸿章和俄国人在各自需要的时候，找到了对方，可谓是一拍即合。俄国zhengfu电令其驻华公使，设法策动慈禧召李鸿章“回京定乱”，维特则直接致电李鸿章，主动提出可派军舰护送他北上，并答应在李鸿章到京后，继续给予帮助。

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李鸿章对于外交政治领域的“车马未动，粮草先行”已经运得用相当熟稔。在暂缓进京、静观局势期间，他从未停止北上的相应准备事宜，后世史家引用日本的外交辞令，将其称之为“水鸟外交”，意指像水鸟一样，“水上不动，水下快划”，表面看起来静止优雅、四平八稳，私底下却拼命地进行活动运作。虽然在此期间，李鸿章只探询了日、德、俄、英、法五国，但这五国是“八国联军”中派兵的主要国家，俄、日、英的派兵数量更居于前三位，探询了五国，也就等于摸清了各国的底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