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第1页）

事实上，还在北方大乱未起之时，盛宣怀即称“北事不久必大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他所说的“东南三大帅”即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李、刘、张不仅鼎足而立，而且原来分属不同派系，即李是淮系，刘是湘系，张是清流出身的“新洋务派”，三人互不服气，以往在国家大事上也常观点对立，甚至相互攻讦。然而自义和团剿抚之议起，他们开始“联络一气”，加上盛宣怀不停地在中间穿针引线，俨然已结成了一个松散的南国轴心联盟。三大帅中，李鸿章作为历经道、咸、同、光四朝的元老重臣，无论政治资历、威望、胆量还是人脉关系，都远超刘坤一、张之洞。刘坤一、张之洞在刚刚接到宣战诏书时，尚有些犹豫，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正是李鸿章的表态使他们下了决心，不仅对朝廷的宣战不予理睬，而且极力主和。因此李鸿章在三大帅中实际处于领头羊的关键地位，世人亦有“微鸿章，东南且乱”之说。

对于盛宣怀“东南互保”的倡议，李、刘、张均表赞同，他们都明白，在这场对外战争中，中国实难取胜，因而必须想方设法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害，同时保全东南疆土，尽力不使各国在华利权受到损失，也可留为大局转机，为日后的和谈打下基础。至于领衔宣布一事，两广并非“东南互保”的核心区域，且李鸿章重任在肩，无意因涉身“东南互保”而转移北顾的目标。刘坤一、张之洞也都不想让李鸿章胶着于“东南互保”的棋局之上，而应该挽狂澜于既倒，控制和影响整盘棋局。最后，盛宣怀亦放弃让李鸿章领衔宣布的初衷，建议昔日恩师“仍遵前旨，迅速起程”进京，“以清君侧、护两宫为要义”。

在得到三大帅的支持和同意后，6月26日，盛宣怀及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会晤，就“东南互保”举行磋商。

义和团在北方的迅速发展，不仅在政治上给各国以沉重打击，同时在经济上也令其蒙受了极大损失，出口中国的洋货在通商口岸堆积如山，根本卖不出去，尤以上海及长江下游城市为甚。由于担心南方也受到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影响，致使其在南方的利益雪上加霜，因此各国对于“东南互保”均持赞成态度。当天，双方便正式出台并向清廷呈核了《中外互保章程草案》，次日，各国驻沪领事共同发表声明，宣布各国不对长江地区用兵，至此，中外互保协议宣告生效。

就现存至今的李鸿章电稿来看，截至呈核《互保章程草案》，一月之内，他与盛宣怀的往来电函达四十八封之多，超过同时期李鸿章和其他任何人的联系，足见李鸿章对“东南互保”的充分关注，不过按照事先的商定，他并没有在呈核上列衔，而是改由刘坤一、张之洞号召。刘坤一两江总督辖区是江苏、江西、安徽，张之洞湖广总督辖区是湖南、湖北。最初“东南互保”也仅限于这五省。之后，盛宣怀又利用其担任邮传大臣的职务便利，频发电报，对其他各省督抚游说也共同实行“东南互保”。在盛宣怀的努力下，福建、浙江、广东、四川甚至山东等省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互保”的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名义上的东南、华南、西北以至华北部分地区都有参与，其范围几占半个中国，被有些士绅称之为“半壁山河的长城”。

“东南互保”就实质而言，是在清廷与八国联军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属于不折不扣的“抗旨”行为，有的观念保守的疆吏自然会对此不以为然。李鸿章既是“东南互保”的积极参与者，其两广总督辖区内的广东、广西，本应都在“东南互保”之列，但广西巡抚黄槐森反对“东南互保”，没有在会奏时列衔。不唯如此，黄槐森还打算上疏弹劾刘坤一、张之洞，指称他们私自与洋人约和，使敌军得以专顾北方，直攻京师，贻误大局。黄的这份弹章由袁世凯代奏，但袁世凯觉得罪名太重，偷偷地告知了刘坤一、张之洞。刘、张闻之甚为不安，急忙问计于李鸿章。李鸿章是两广总督，黄槐森虽有对本省的自主权，但毕竟也受其节制，李鸿章立即电告袁世凯，让他不必为黄槐森转递弹章，同时通过广东巡抚德寿，以毁教堂为由上告黄槐森，迫使其离职，以此保护了刘、张及“东南互保”之局。

刘坤一当时曾担心，若是不转递黄的弹章，将来黄槐森以隐匿不报为由进行弹劾，可能引起朝廷诘责，反而被动。李鸿章说：“我想好了，如果朝廷降罪，由我一人承担。”出乎意料的是，清廷并未因此降罪三大吏或袁世凯，事情不了了之了。事实是，在接到《互保章程草案》和李鸿章等人对此的会衔奏折后，慈禧的态度就很耐人寻味，她非但没有怪罪，反而还嘉许以李鸿章为首的督抚们“老成谋国”，称“东南互保”与朝廷的意见正好一致。

慈禧虽公开“向各国宣战”，但她只是想利用义和团与洋人开仗，以解对洋人“多管闲事”的心头之恨，其实内心对洋人固有的那种又恨又怕的心理并未因此减少半分。她对于“东南互保”的态度，从客观上看是因为朝廷疲于应对北方乱局和八国联军的进攻，已无法对地方尤其是远离中央的南方各省实施有效控制；从主观上说，则是在做两手打算的准备，并为自己预留后路，万一战事不利，还可以凭借“东南互保”，赶紧向各国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