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第1页）

清廷发布宣战上谕的当日，德国公使克林德欲赴总理衙门理论，途中为武卫军所杀，与此同时，武卫军和义和团围攻使馆之战也正式打响。本已险象环生的局势，变得越发不可收拾，荣禄为之心惊肉跳，急忙驰电各省疆臣，指出“以一弱国而向十几个强国寻衅”，“两国交锋，不斩来使”，这些道理，即便不是智者，也是应该明白的，但“两宫”（指慈禧）看来心意已定，很难说服，唯有指望疆吏们各尽其心了。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荣禄更是直接告诉他，“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

作为李鸿章在这一时间的主要眼线，盛宣怀也给李鸿章发来一份电报，电报文头注明“千万秘密”，上面说此时“朝政皆为拳党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自出者”，意思是认为宣战上谕不代表慈禧的真实意愿，而是已把持朝政的“拳党”矫诏所为。盛宣怀此电报所流露出的，其实更多的是东南地方大员在面对宣战诏书时，一种集体的震惊和愤怒情绪，它与荣禄的那些电报相应，无疑强化了包括李鸿章在内的督抚们对宣战诏书的抗拒心理。

慈禧作为经历过各种复杂权斗的当政者，在发布宣战诏书之前，又下令各省督抚“各就本省情形，通盘筹划……事事均求实际”，并要求“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

慈禧的这道上谕与宣战诏书一前一后，在同一天发布，内容上却有很大出入，这本是慈禧自己给自己留的“余地”，也正好为东南督抚质疑宣战诏书以及之后倡导东南互保，提供了依据。

当然，就算是这样，宣战诏书毕竟也是在慈禧听政的情况下，发布的官方正式文件，不论是谁，若是要公开对抗其旨意，仍然需要极大的勇气、胆量，以及必不可少的政治决断力。就在慈禧发布宣战诏书的次日，即6月21日，清廷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之后向南方各省发出电报，要求封疆大吏们率兵北上勤王，共同灭洋。

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已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与之前在公开场合始终三缄其口不同，在接获“北上勤王”的圣旨后，李鸿章的反应可谓出奇的明快、果断，他迅速给清廷复电，复电内容很简单，只有八个字，但却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乱命”意即悖谬的命令。接着，李鸿章又给盛宣怀去电，气愤地表示：“这份诏书不但是‘乱命’，而且还是假托皇帝之名的‘矫旨’，广州方面绝对不能执行！”他还让盛宣怀向刘坤一、张之洞进行秘密传达。

北京政局已完全失去平衡，到了这个时候，尽快恢复宣战前“中外相安”的不轻易开衅的局面，防止政局继续出现剧烈动荡，是足以压倒一切的大事。基于此，李鸿章才不惜冒与慈禧翻脸的危险，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砝码投给了已经落败的主和派。与此同时，凭借几十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敏锐谨慎的政治风格，李鸿章也注意相应策略，“矫旨”“乱命”这两个词汇就是他参考盛宣怀“千万秘密”电文所示，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因为把朝廷之“旨”定为不真实的“矫旨”“乱命”，这就不能算反叛。

1900年6月22日，李鸿章在广州对记者说，拳民仅系愚民，慈禧系受人愚惑，这就进一步表明了自己“不奉诏”的立场。为了不给各国落下口实，他同时强调，对于义和团的起事，外国传教士和教民不能辞其责。至于八国联军突破大沽，是否可认定为清廷已实质性对外宣战，李鸿章也予以了断然否认，他指出皇室未备战，就不能认定为宣战，而且“越俎代庖”地说，之后皇帝还将遣散拳民，并与各国议和。

李鸿章在东南登高一呼，“首倡不奉诏之议”，拒绝对外宣战，引得万众瞩目，进而又被各方视为拯救危局的救星。老幕僚周馥来电说：“北事危，非师莫解，中外如望岁。”朝野上下盼望李鸿章北上解围的心情，竟然像等待除夕夜一样迫切，就当时的舆情而言，此言也并不算夸张——除主战派外，其他几乎所有疆吏群臣，都对李鸿章北上表示出极大关切，认为其“早到一日，朝廷早安一日矣”。6月23日，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联名上奏朝廷，要求“电诏李鸿章派为全权大臣”，请朝廷催促李鸿章尽快到京，以全权大臣的身份与各国议和。

面对“国人望李傅相如望岁”的期待，李鸿章本人也做好了入京准备，特地电告山海关守将宋庆，告知自己准备由秦皇岛登岸，并叮嘱周馥之子周学熙备车马，在北京贤良寺收拾行馆。与此同时，李鸿章一连五次电奏朝廷，冒死恳请“先定国事，再议办法”，指出北上的前提必须是朝廷决意平定内乱，但让他失望的是，这五次电奏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就在宣战上谕发布的次日，武卫军聂士成部与义和团合力，在天津的北仓、穆庄重创西摩尔联军。武卫军内部共分五军，聂士成部为前军，即武卫前军，武卫前军是甲午战后淮军仅剩下的精锐，配备着德式重机枪，“治军多效西法，战斗力极强”，联军方面也称“自与中国交战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兵”。西摩尔联军被武卫前军打得丢盔卸甲，只得乘夜逃往天津，因直隶总督裕禄将战绩归功并大赏于义和团，而武卫前军则分文无赏，故而此战被与之前的廊坊落垡之战归并在一起，称为“廊坊大捷”。

在“廊坊大捷”之前，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也遭到武卫军和义和团的合力攻击。老龙头车站是天津城的交通枢纽，是西摩尔联军从天津出发时的站点，也是各国在天津驻防军援救西摩尔联军的必争之地，虽然驻防军在援兵的帮助下，最终守住了车站，但也不可能再去救援和接应西摩尔联军。

“廊坊大捷”、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等战斗，犹如给慈禧及其主战派打了一针兴奋剂，同时也继续误导了慈禧的战略判断，使其头脑越来越昏热。6月24日，慈禧谕令山西巡抚毓贤尽杀洋人。北京义和团随之大屠教民，全城因此陷入极为疯狂和恐怖的状态。两江总督刘坤一致电李鸿章，告知北京城内已有数万拳民，“来去如蝗，万难收拾”，而且“两宫诸邸左右，一半均系拳会中人，满汉各军营卒，拳会中人也占到大半”。袁世凯也电示李鸿章：“内廷左右皆拳匪，王公贝勒皆设坛，内城紧闭，每日只开半座城门，且仅限半天。”

随着顽固派在朝中的益发得势，荣禄与刚毅的矛盾已达到白热化，刚毅公开声称“荣禄之势力一日不倒，则使馆一日不能攻克”。荣禄在京内百般谋划，但和战皆不可恃，心情极为沉重，为此屡电李鸿章，询问有何解救之法，实际就是希望他能够尽速赴京相助。刘坤一在将荣禄的窘境转告李鸿章的同时，亦指出时下政局已经到了“病在腹心，几不可治”的程度。他预计各国大军很快就会兵临北京城下，“以一弱国而抵拒数个强国，危亡立见”，因此“痛哭百叩以请”，催促李鸿章急速北上，“另筹切实办法”，以挽救危局。

然而看到北方局势一片混乱，京城已被极端顽固派和义和团完全掌控时，李鸿章越发感到自己若贸然北上，不但凶险无比，而且对于挽救时局也毫无用处，于是只能暂时搁置入京计划。他在复荣禄的电函中说，你们这些重臣尚不能挽回危局，“鄙人又何敢担此危局”。在给刘坤一的复电中，李鸿章也做了同样的表示，并且激愤地说：“兵匪（指武卫军和义和团）仍力攻使馆，zhengfu悖谬至此，万难挽救，我去京城又有什么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