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抚（第1页）

古人将贪官污吏搜刮民财形容为“刮地皮”，言其所过之处，寸草不留，安徽人当时也称匪盗为“地皮”，李鸿章沿袭本乡土语，将“刮地皮”的贪污语义转为剿匪，声言“地皮须刮得干净”。为了“刮干净地皮”，他设立了专门的缉捕机构——缉捕总局，并在各地开设派出机构，以便就地审判。接着，经奏请朝廷批准，李鸿章又得到了“暂复就地正法旧章，以遏制广东盗匪日炽”的政策，这意味着，本来要报经中央的死刑审判权，被完全下放到了地方。

据后来的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在日记中记载，仅仅半年时间，被李鸿章处决的“盗匪”就多达五六万人，平均每个月的处决人数高达近万。刀磨得如此飞快，虽然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广的“会匪”“盗贼”问题，但却有效地扼制了两广会员起义的发展。

李鸿章当年靠与太平天国、捻军搏战起家，对付一般的会党绿林可以说驾轻就熟，但保皇党、革命党则不然，其处理得复杂和困难程度非同一般，而且从李鸿章自己的政治理想出发，他也不愿对这两派进行过度打压，所以在对付保皇党、革命党的过程中，李鸿章相对就比较慎重和具有策略性，基本不用铁腕政策，没有采取过特别敌视和大肆搜捕的行动。

李鸿章在年轻时就是“剿”“抚”并用的老手，鉴于对康有为的“招抚”，他仍然做不了主，便把“招抚”重心放在了孙中山身上，这实际上也是他出任商务大臣时“罗致”孙中山的直接延续。

李鸿章首先让驻东京的驻日公使与孙中山进行接洽，表示：“值此国家危难之际，愿与孙氏会晤，共计匡救天下之策，务请来粤一行。”刘学询见状也主动请缨，对李鸿章说，他与孙中山相识有年。李鸿章老成持重，公众场合没有明确表态，只是“点头”而已。刘学询心领神会，在李鸿章同意给予孙中山三万元作为活动经费后，他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谓：“傅相（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广东协同进行。”

在通过驻日公使、刘学询这两个渠道传达信息后，孙中山果然产生了兴趣。前一次面对李鸿章的“罗致”，孙中山之所以毫不动心，是因为那时大家都知道李鸿章已无实权，且自上书失败后，孙中山就已放弃了通过大员来实施“中央革命”的想法，对于“招安”，他根本就嗤之以鼻。这一次则不同，李鸿章不仅重掌地方大权，而且他在毁坟事件的表现以及对革命党、保皇党均示以“怀柔”的手法，又让孙中山产生出李鸿章是汉族官僚，与满族贵族毕竟不是一条心，可以予以争取，共同反对清廷的幻觉。

另外，刘学询在其中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刘学询信中所谓“粤省独立”，其实是他自己招孙来粤心切，背着李鸿章跟孙中山说的，虽非李鸿章本意，但很让孙中山为之动心。孙中山此前正策划在南方再举义旗，可这时除广东惠州地区的会党外，多数会党绿林都不愿听革命党驱策，即使是长江流域的会党首领，尽管曾一度加入兴中会，然而等到唐才常领导的维新派自立军起事，他们还是附和了自立军。孙中山深感自身力量的不足，对于借助李鸿章之力，共谋“粤省独立”自然会寄予更多期望。

“此举设使有成，也是大局之福，所以不妨一试。”孙中山如此认为，遂乘船从日本横滨启程，前往香港，但他同时对李鸿章的承诺又有些将信将疑，生怕他以谈判为名，对自己进行诱捕。

自1896年起，迫于孙中山可能归国策划起义，在清廷的压力下，港英当局曾对孙中山颁下为期五年的驱逐令。1900年6月6日，孙中山一行抵达香港，由于驱逐令尚未期满，香港警署通知孙中山，不准其登岸，于是他们只能待在船上，等候消息。李鸿章得知孙中山抵港后，大开中门，表示愿与孙中山在广州晤谈，还特派幕僚曾广诠率“安海”号炮舰前去迎接。孙中山出于安全考虑，并未登舰，而是指派享有治外法权的日本人宫崎寅藏、清藤七郎、内田良平代行赴会，自己则邀集香港兴中会会员到船上，商议发动惠州起义事宜。

当夜，宫崎寅藏等人被接至刘学询的公馆进行谈判。宫崎等人在谈判中提出两项要求：一是特赦孙中山并保障其人身安全，二是给予贷款十万两。后者刘学询当场应允，前者他也立即回禀李鸿章，李鸿章的答复是他将亲自保证孙的人身安全，至于特赦，随后他将奏请慈禧予以通过。

谈判结束，宫崎等人乘军舰返回，进入香港港口时，却发现孙中山的坐船已经启碇，正向法属越南西贡开去。宫崎等人拼命挥帽呼叫，也没有人回应。显然，孙中山还是心存戒心，生怕出现突然变故，所以才有意避往西贡。

孙中山到西贡后，确定周围环境相对安全，这才直接致电刘学询探询谈判情况，并致函在香港的革命党人布置“分头办事”，即继续准备武装起义和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

就在孙中山对于前景满怀期待之际，全国政局突然发生重大变化，李鸿章暂时也再顾不上“招抚”孙中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