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第1页）

变官制是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西花厅会谈中，曾被康有为着重强调。如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实行君主立宪，是维新派变官制的本意，但鉴于光绪未能掌握全权以及帝党式微的状况，他们只是提出了裁并闲职冗员的官制改革。1898年8月29日，光绪据此颁布谕旨，下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十余处闲散衙门，淘汰冗官，并著六部办理。

诏书既下，六部中的礼兵刑工四部均持观望态度，吏部尚书徐桐、户部尚书敬信更是明确表示反对，致使谕旨迟迟落实不下去。光绪大为光火，命李鸿章及其他内阁大学士商议该如何处理。

六部拖延不办甚至反对，有其客观原因。由维新派拟定的裁并措施，在他们自己看来，已是比较温和的举措，然而涉及人事，所谓的温和也会变得冰冷严厉。除此之外，相应措施一旦落实，包括十余处衙门的“冗官”在内，连带失业者将达万人，因此消息传开后，“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外国观察家认为，“这些计划假若严格地来解释，与在中国政界实施七个革命差不多”。

素来人事最为复杂，何况是一个涉及面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大的改革，推行前，势必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说服疏通，指望靠一纸圣旨，就强制推行下去，定会梗阻不前。李鸿章本是官制改革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他重事功而不重虚名，自然也不会觉得闲散衙门的那些冗官设置有什么实际作用，但即便要淘汰，也要给腾出来的官员提供一个新的上升空间和渠道，否则的话，便只会使京官“进路弥窄”，出现人才闲置和浪费的问题。

经过再三斟酌，李鸿章会同其他大学士上了一折一片。在折、片中，他们一方面承认裁并冗员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建议“不能冒昧从事”，主张将闲散衙门并入翰林院、内阁和六部，裁并各员则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

这是李鸿章在维新变法中遵旨所上的唯一折、片，而且是以联名方式，所幸相关建议和主张都获得了光绪首肯，下诏准行。只是在此之后，李鸿章便再未对官制改革或其他新政公开发表过意见，而这又都与维新派过于激进，使得帝后矛盾及冲突日益激烈有关。

按照康有为在西花厅会谈中所提出的政改纲领，“变官制”后紧接着就是“变法律”，他的计划是设立制度局，“开制度局而变法律”。“法非人不行”，维新派并不是真的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设制度局，其实就是为了彻底变更中枢权力机构，并使维新派及其盟友帝党都得以参加中央和地方政权，但与康梁拟大学堂章程一样，此议过于理想化，目的性也过于明显，帝党的那些老官僚一看就看出来了，又岂肯将权力拱手相让？

设制度局的问题一经提出，即引得“京朝震动，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制度局设立与否，也因此成为帝后两党争斗的焦点，慈禧和光绪均十分重视。光绪下令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议复制度局，军机处领班大臣、礼亲王世铎，总署总领大臣、庆亲王奕劻，秉承慈禧旨意，在领衔复奏中找出种种借口，对制度局进行阻挠，使得此案遭到了实质性搁置。复奏是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会议的结果，李鸿章时在总理衙门，自然要参与讨论，但他终席未发一言，更未与世铎、奕劻等人有任何争执。

李鸿章赞成“变官制”“变法律”的方向，却不赞同维新派大刀阔斧、罔顾一切的变法策略和鲁莽行径。再者，在宦海中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如他自己所说，“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他一眼就能看出，设立制度局一事非同小可，已经关系到慈禧、光绪一直潜伏进行的最高权力再分配问题，矛盾之尖锐复杂达到。李鸿章既非慈禧的后党，也不受光绪宠幸，夹于两者之间，即便做不偏不倚状，稍有闪失和舛误，亦会动辄得咎，甚至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个人来说，自然最好是谨言慎行，保持沉默，以免轻蹈是非之窝，致罹不测之祸。

就在维新变法运动进入高潮之际，李鸿章过去的老对手、卸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以私人身份访华。维新派对于伊藤的到来十分欣喜，康有为向光绪称颂伊藤“为亚洲异才”，并请光绪重金礼聘伊藤作为国事顾问，要让伊藤指导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