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速则不达（第1页）

站在李鸿章的角度，他虽然对变法始终抱着同情、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但随着了解的深入，他与维新派之间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分歧，对于“康梁版”变法能否成功，他也逐渐开始产生怀疑。

首先是变法路径。对于“康梁版”变法的基本方向，李鸿章并无疑义，他也早就有意利用维新运动来加速洋务进程，以期改变成法和风气，但对于康梁等人所设计的变法路径，他却并不完全赞同。西花厅会谈清晰地表明了这种意见分歧，即康有为主张旧法尽撤、旧例尽废，李鸿章虽也主张旧法应变，但绝对不能同意维新派“举数千年先主相传之法，一扫而灭之，唯西洋是效也”。

其次是变法缓急。对于变法，维新派有着书生式的一厢情愿和急于求成的心理，作为领袖的康有为尤其如此，力主“用激烈雷霆式的手段来变法，扫荡桎梏，冲决网罗”，为此，他甚至不惜亲自动手，牵强附会地炮制出一套孔子改制理论，并写成《孔子改制考》一书。

与维新派不同，李鸿章是一个具有丰富政治运作经验的大吏，尤其三十多年的洋务实践，更使他对国内保守、僵化的整体思想氛围，传统体制的桎梏，以及专制文化和文化的强大惯性，有着深刻认识，他也清楚地知道，要对传统的政治运作程序、官僚制度等进行变革，其难度有多大。有鉴于此，他主张应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变革，“华人之效西法，如寒极而春至，必须迁延忍耐，逐渐加温”。

“逐渐加温”是李鸿章在访问英国时就提出的。当时针对中西发展的差距及不同国情，他在演讲中还强调，中国人口众多，要在短时间内追上西方，达到与其不相伯仲的程度，是做不到的，“天下纵有笨伯，亦断不敢谓今日言之，明日成之也”。

在李鸿章看来，维新派的问题就在于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急于求成。他打了个比方，“擎琉璃冷盏以探汤，有不猝然破裂乎”，如果不先给冰冷的琉璃盏加加温，骤然拿它去盛沸水，琉璃盏能不破裂吗？

拿康有为炮制孔子改制理论来说，这就是一个极冒失的过激举动。翁同龢对《孔子改制考》不满，并非出于个人偏见，事实上，在帝党内部，对此持不满和反对态度的，远不止翁氏一人。当时各省以湖南的维新运动最为轰轰烈烈，湖南维新运动的倡导者陈宝箴、黄遵宪皆为帝员成员，他们均对孔子改制之说不以为然。甚至在维新派内，康有为的这套理论也难以使人们倾心相从，连身为康有为学生的梁启超都说，自己的老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喟然”。

维新变法能否取得成功，重点不在于考证它的主张是否合乎圣人之道，而在于各方面能否接受。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要让“潜在的反对者”转变为支持者，同时减少“积极的反对者”所施加的阻力，李鸿章将之称为“法非人不行”。

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后党已站在帝党维新派的对立面，成为维新变法“积极的反对者”，新旧两派之外的官民，其实多为维新变法“潜在的反对者”。抛开“潜在的反对者”不谈，仅仅帝党维新派与后党的力量对比就极不均衡。维新派多为缺乏阅历的士人学子，即便作为领袖的康有为，入京当工部主事也没几天，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康有才能是有才能，但终是“经院书生”。帝党倒是由朝廷命官组成，不过除了翁同龢、张荫桓等少数人外，多数都还只是小京官。相比之下，后党的势力要大得多，荣禄虽未入枢，但兼任总署和督办军务处，在恭亲王奕?去世、翁同龢被逐之前，除了他俩，朝中能够参与要政决策的只有庆亲王奕劻、李鸿藻、荣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支持维新的光绪只是顶着一个皇帝虚名，尚未拿到全部实权，朝中最后的决定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而后党恰恰以慈禧为尊！

正是由于守旧势力过于强大，所以维新变法要想往前推进，就得有一个“逐渐加温”的过程，过于激烈和过于迅速的行动，常常会适得其反，不仅可能导致“潜在的反对者”转变为“积极的反对者”，“积极的反对者”转变为“势不两立的阻挠者”，还会造成内部的分裂，所谓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