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第1页）

翁同龢虽然支持了张荫桓的对英借款方案，但其实两人也已渐渐疏离，直至形同路人。

那段时期，翁同龢以帝师行走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表面上不仅光绪，就连慈禧都对他言听计从，以致李鸿章在家信中感叹，“两宫唯命是从”。然而实际上，慈禧对汉臣始终都留着一手，对李鸿章如此，对翁同龢亦然。李和翁之间还有区别，李鸿章从不参与帝后两党之争，翁同龢却是帝党魁首，慈禧对其权力影响自然不会不有所戒备。早在李鸿章准备出访海外时，慈禧就下令撤去了毓庆宫汉文书房，由于此前已撤满文书房，汉文书房再撤，也就等于掐断了翁同龢与光绪“造膝独对”的机会，翁氏内心之失落与沮丧，可想而知。

翁同龢平生引以为傲之处，除了皇帝的宠信，剩下来的就是所谓清誉了。可是在李鸿章已被剥夺全部实权、恭亲王奕?又多半时间告假、极少过问政事的情况下，原本以清流自居、不愿涉足洋务的翁同龢，也只得硬着头皮走上了对外交涉的前台，与李鸿章、张荫桓一起处理纷繁复杂的各种洋务，并接待那些骄横跋扈的外国驻华公使。时间一长，李鸿章、张荫桓挨过的骂，包括翁同龢本人过去对于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指责，如今也都一一落到了他自己身上。当时民间流行一副联语，谓“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宰相合肥”代指李鸿章，“司农常熟”即翁同龢（翁为江苏常熟人，司农是对户部尚书的称呼），联语把李鸿章、翁同龢放在一起进行讽刺挖苦，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翁同龢有苦难言，在日记中哀叹：“终日在犬养虎豹丛中，可谓恶劫。”

由于自始至终都感到不自在、不情愿，翁同龢对总署事务逐渐产生出抵触情绪，以致发生了皇帝多次劝谕，他也执意不肯主动与外国公使交涉的事件。一向对翁同龢眷倚极重，日常政务多有咨询的光绪帝，因此开始感到不满，认为翁氏狂悖无理，对其能力也产生了怀疑。另一方面，翁同龢在处理外交、洋务事宜时，因经验不足和知识匮乏，不得不依赖于张荫桓，几乎无事不与之商量，张荫桓亦勇于任事，乐于揽权。天长日久，张荫桓日益为光绪所重视和信赖，并得以“权重一时”。后人有评，认为张荫桓实乃“甲午至戊戌间之幕后大人物”，此消彼长间，翁同龢与张荫桓、光绪帝都产生出芥蒂，彼此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翁同龢一度很欣赏康有为，曾极力向光绪举荐，但他并不完全赞同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对于光绪把关注目光集中在康有为身上，也不无嫉妒心理。因康有为是小臣（时为工部主事），无专折奏事资格，所以其书籍都由翁同龢代呈光绪，然而当光绪让翁同龢再去拿书时，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他与康有为平时没有来往。光绪很奇怪，忙探问究竟，翁同龢回复称康有为“居心叵测”，并说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便是其证明。

《孔子改制考》是一部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的书，康有为主张的维新变法既已为光绪所接受，翁同龢现在将书和康一概否定，光绪自然很不满意。第二天，光绪又向翁同龢索阅康有为的著作，这显然是在给对方台阶下，孰料翁同龢却并不领情，还是像昨天那样予以答复。光绪再也按捺不住，当场予以动怒诘责。

见皇帝发了火，翁同龢又建议光绪传总理衙门代呈康书。光绪摇摇头，让张荫桓办理这件事。翁同龢对于张荫桓替代自己在光绪心目中的地位，积怨已久，一听又是张荫桓，马上醋意十足，表达不满。

在皇帝面前，公然表达对其过于宠信某位大臣的不满，自然会引得皇帝的极为不快，也因此埋下了君臣决裂的导火索。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病逝。奕?临终前，光绪和慈禧曾三次亲临探视，据说奕?对翁同龢没有一句好话，特别指出他应为甲午战败负责，认为翁战前主战而不备战，既失外交良机，又陷本已落后的海陆两军于险境，“所谓铸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

奕?的遗言无疑给光绪、慈禧都留下了极深印象。此后不久，因张荫桓遭弹劾，光绪让翁同龢出面力保张荫桓，翁同龢一面表示“与张荫桓无隙，不曾参与弹劾”，一面却不愿附和光绪的意见去“推重张荫桓”。次日，光绪不顾翁同龢的反对，在张荫桓的安排下，下旨决定择日与康有为正式见面，翁同龢与光绪、张荫桓、康有为的关系由此彻底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