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衙门（第1页）

三天后，即10月24日，光绪降下谕旨，命李鸿章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

朝廷的中枢权力机构为军机处，相比之下，总理衙门只是一个为适应与洋人打交道而专设的外事机构，实际权限很小。总理衙门大臣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总理各国事务亲王、郡王、贝勒，奕?、奕劻两位亲王担当此角色，并实际主管总署。第二类是总理衙门大臣，以军机大臣兼任。第三类才是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该职务相当于见习大臣，通常由内阁、各部院堂官内特简，按照正常的政务处理程序，他们没有资格阅看奏折，更没有资格拟定意见和参与军政决策，因为后者乃军机大臣的特权。

李鸿章身为功勋卓著的老臣，又是首席大学士，居然被分配去总署全职当差，并且还被列在了第三类，消息一传出，连李鸿章刚刚访问过的那些西方国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并有清廷已不可救药之感，正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撰文所述，“中堂为各国尊敬之人，中国乃闲置投闲，实不啻开罪各国也”。

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李鸿章受命于总理衙门大臣任上行走的同一天，他又受到了一次严重处分。

原来就在李鸿章请安召对的当日，他曾顺道径游圆明园，凭吊废园遗址。不想慈禧、光绪正在主持对圆明园的修复，每隔数日，光绪必亲临督视，所以该园已非废园而成皇家禁地。24日，有人揭发此事，光绪于是明发上谕，以“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与体制不合”，将李鸿章交礼部议处。部议的结果，是将李鸿章予以革职，因“得旨加恩”，才“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

且不说李鸿章是元勋老臣，即便是一般使臣，在万里远归，根本不知道圆明园里面正在修复的情况下，贸然入游，也属情有可原的范畴。可是朝廷仍然毫不客气地予以明发处罚，丝毫没有打算给元老留面子。李鸿章受此打击之重，并不亚于被安排进总署充任闲职，以至于一向好强的他，在别人来访时，也不禁流露出了“悲哀和心酸”的神色。

大清从来都是人治社会，朝廷的处罚亦如是，处分一个人，所谓按章办事只是一个由头而已。鉴于国际舆论要求重用李鸿章的呼声很高，朝廷似乎是在借此对外释放一个政治信号，即李鸿章不会获得重用，同时此举提醒和敲打李鸿章的用意也很明显。

终于还是沦落到了和俾斯麦一样的下场，甚至比俾斯麦还不堪，毕竟德皇威廉二世还知道给前朝老臣留体面。李鸿章心中的郁闷和失落可想而知，他明白自己已无可能“得君”，出国前以及在国外游历时，曾经以为可以重新做一番事业的大志，在现实面前也彻底变成了一个并不好笑的笑话。

李鸿章一连数日都待在贤良寺，没有去总理衙门报到，但他终究是一个闲不住、不服输的人，总想用人生最后的精力再做点事，同时借此证明自己的价值。接受新职第八天后，也即11月1日，人们在总理衙门见到了前来上任的李鸿章。让众人诧异的是，此时的李鸿章看起来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毫无颓唐无力之感，显然，他已经自行调节好心理和状态，准备在其有限的职责范围内，参与总署事务的处理了。

总理衙门的全称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署或译署，清廷的外交以及铁路、开矿、借债等洋务事宜，皆集中于这一机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总署本应是个极其重要的部门，但朝廷并不真实重视，除了发生外交纠纷时用得着外，其余时间总署如同“冷宫”。

总署对于外交和洋务，也基本处于应付状态，而且还没人做。李鸿章赴任总署之前，相应差事都推给户部侍郎张荫桓；李鸿章来了之后，便推给他俩。李鸿章如果因为特殊情况，需在贤良寺居所内办公（主要与外国公使见面），而张荫桓又偏巧不在时，总署也就相当于瘫痪了，“应画稿件、应发文电，无人过问”。

你们不干，我来干！李鸿章本就不怕事，也爱做事，正式入职总署后，他在对同事大臣多表不屑的同时，几乎每天都以“舍我其谁”的态度，积极参与着各种事务的处理。

据说有一次法国公使来到总署，责问总署为什么一开始说要向法国订购枪械，等到快签字了，却又改成了向别国订购，并表示总署言而无信，要求仍与法国签字订购，否则就以影响中法邦交论，“即便因此挑起战争，亦在所不惜”。

见法国人以发动战争相挑衅，在座的总理衙门大臣皆又惊又怕，面面相觑，除李鸿章外唯一懂洋务的张荫桓亦默不作声。

李鸿章自被派人总署，又遭罚俸后，已深知帝党清流等政敌始终对己耿耿于怀，“忌者犹不能相忘”。幕僚吴汝纶劝他采取“韬晦”之计，遇事虚与委蛇，以免受到居心叵测之含沙射影者的伤害。李鸿章接受了这一建议，平时只是埋首做事，总署开会，大多时候也是默坐不作一语，并不主动发表意见，为的就是避免锋芒毕露，遭人忌恨打击。

看到众人没有一个敢发声，李鸿章终于忍不住表示，订购应以价格为前提，且此前也未签订购合同，此事与邦交并无必然联系，如再执意，亦可从他国价低处订购。

李鸿章所言，即遵循他的“循理外交”，即大家都要按规矩办事。法国公使遂无言以对，怏怏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