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帆楼（第1页）

李鸿章在京期间，据传曾“忙里偷闲”，由女婿张佩纶引见，前往京郊的白云观，在隐匿身份的情况下，拜访了一位通灵道人，请他为自己占卜。

道人听完来意后，自顾自地坐在一个大蒲团上，闭目养神，把李鸿章晾在了一旁。李鸿章倒也不愠不急，耐心地在一旁恭候。

良久，道人睁开眼：“占卜之道，由心生，信则灵，不信则无。”他让李鸿章告知其生辰八字，李鸿章的生日是阴历正月初五，这一天也是民间传说中财神的生日。道人问清楚李鸿章的“财神生辰”，足足想了半炷香的工夫，才望着李鸿章说，你的命很硬，命如此之硬，非大富大贵之人难以担当，看来你不是一般人啊，封侯拜相不在话下。

“大富大贵”“封侯拜相”，李鸿章早就做到了，只是未必守得住，更何况他此时关心的也并不是这个，遂摆摆手苦笑道：“往事如烟，不堪回首，还望道长能为弟子预测一下未来。”

道人矜持一笑，说到了关键处：“施主眼下是有些麻烦，但有惊无险，尽可宽心。只是恐怕晚节有虞，尚需格外留心。”

李鸿章心里一动，还想继续追问，道人一指墙上的一幅《松雪道德经》（即名帖《松雪书道德经》，系由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顺所书，赵孟顺号松雪道人），含矜而笑，至此再不作声。

古人言，“心存忐忑，占卜问卦”。李鸿章平时对于占卜问卦这一套，并没那么热心，临时抱佛脚，本身就是其不安心情的一个表征。对于此时的李鸿章而言，比之于个人的人身安全受威胁，更让他担忧的无疑还是“晚节有虞”，道人的话也因此在他心中蒙上一层阴影。尽管如此，李鸿章在领命之时，即已下定决心，此行即便因割地赔款而遭到国人斥骂，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正如他在预筹方案中所言，“苟有利于国家，更何暇躲避怨谤”。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一行从天津出发，前往日本。随行人员除伍廷芳、马建忠等幕僚外，还有两个特殊人物，其一是美国人科士达，其二是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科士达是律师出身，曾担任美国国务卿，总署专门聘请他以私人身份，充任议和法律顾问。李经方曾任驻日公使，通晓日语，李鸿章认为谈判时用得上，因此在参加军机大臣会议时特地请求让其随行，李经方在使团中的身份是“钦差全权大臣”。

在使团乘船的船头，高悬着“中国头等议和大臣”的旗帜，但因日方不允许中国使团乘坐中国船前去谈判，所以他们雇用的是德国商船“礼仪”“公义”，船上也只能挂德国国旗，议和大臣所处环境的尴尬和困难，于此可见一斑。李鸿章年逾七旬，却还要以老迈之躯，远赴东洋，深入险地，扮演这样一个极难扮演的角色，其心境之苍凉与苦涩，亦可想而知。

轮船在海上颠簸了五天，于19日到达马关。快到马关时，李鸿章吟诗一首，言称“舟人哪知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马关也称下关，在日本本州岛最南端，此地有一个位于小山丘之上、面朝大海的春帆楼。春帆楼乃木制小楼，面积并不大，原来是个医生诊所，后改成河豚料理店，店里的河豚宴很有名气。伊藤博文是马关所属的山口县人（当时属长州藩），过去在马关一带活动时，春帆楼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据说春帆楼的名字也是由他所取（伊藤博文别号春亩）。

春帆楼是伊藤博文亲自选定的谈判地点。20日午后2点半，李鸿章一行登上春帆楼，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举行第一次谈判。春帆楼里早已修葺一新，地上铺着华丽的地毯，围着谈判桌摆放了十多把椅子，中方人员还注意到，与其他人受到的待遇不同，日方在李鸿章的座位旁还特别摆放了痰盂。

客气和尊重背后，却是掩藏不住的刀光剑影。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并不是第一次面对面打交道，十年前，两人签订《中日天津条约》，就已经见过一次，此次不过是对手重逢。对于李伊二人重会春帆楼，清代野史中有个段子，说是在宴会间，伊藤博文突然对李鸿章说：“我这里有一个联，你能对吗？”说完，便随口道出上联：“内无相，外无将，不得已玉帛相将。”意思是你大清国内无贤相辅政，外无良将御边，不得已只好割地赔款。

李鸿章听出联句中含讥带讽，但一时又答不出下联，不由得又恨又愧。赶巧使团随员中有个李鸿章的幕僚，平时不蒙李鸿章重用，触景生情，灵机一动，立刻代李拟出下联：“天难度，地难量，这才是帝王度量。”中国天地广大，难以测量，这就像是我们皇帝肚量大，给你点地，赔你点钱，无所谓。

这个段子自然是虚构，暗含的是国人爱占口头便宜的老习惯。回到真实的场景中，在中日谈判代表未曾正式开谈时，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于寒暄之后，也确实有过一番意味深长的对话。

当年签订《中日天津条约》的背景，是朝鲜“甲申政变”被中国驻朝军队迅速镇压、伊藤博文来华谈判时，虽不像李鸿章现在这样极度被动，但也不占优势。李鸿章是实力外交论者，借助于己方对局势的掌控，他在谈判中，将伊藤博文的无理要求全都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并且声言如果伊藤博文不满意的话，双方只有兵戎相见。

那次谈判，伊藤博文不仅未讨得便宜，反而在会场上领教了李鸿章的厉害。事隔十年，两人再次谋面，对于当时李鸿章的盛气凌人，伊藤博文仍旧记忆犹新：“想中堂大人当年，何等威风，一言不合，谈不成就要打，如今真打了，结果怎样呢？”

十年后，随着战争的一败一胜，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东亚政治场上的地位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李鸿章仍想尽力表现出作为大国使节的恢宏气度，但作为战败方的代表，仍难以掩盖自身尴尬艰难的处境，而伊藤将春帆楼挑选为谈判地点，本身就代表着他的踌躇满志和今非昔比。未等李鸿章答话，伊藤博文即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志得意满地说道，十年前他在天津与李鸿章相会时，曾进言中国有改进的必要，不料十年来一无长进，“不图改进，以至今日，实深感遗憾”。

聊到这个话题，李鸿章内心可谓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只好一边叹息，一边承认本国积弊太深，以致“虚度岁月”，十年过去，一切依然如故，“本大臣自感惭愧，心有余而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