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志超（第1页）

枢府的现有军机王大臣，没有人参与过征战，军事知识和经验都甚少，对于叶志超的战报或许深信不疑。李鸿章却是从戎马倥偬中杀出来的，他如果一点看不出其中的猫腻，前半辈子也就算白干了。事实上，前线谎报早已有之，丰岛海战，方伯谦打了败仗，逃得还快，回去后，照样能将海战情形描画成一次重大的“捷音”，其动机与叶志超可谓如出一辙。

在由方伯谦监督记录的“济远”舰航行日志中，如此记录“济远”与“吉野”大战的经过：“我船后台开四炮，皆中其要处，击伤倭船，并击死倭提督并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方伯谦以此向丁汝昌报告，并转报李鸿章，然而对照此后的历史事实可知，“济远”除了以尾炮三次击中“吉野”外，其他打死“倭提督”“吉野”挂龙旗而逃等，纯属子虚乌有。

李鸿章信吗？他不信，理由也很简洁明了：“一炮如此得力，果各船大炮齐发，日虽有快船、快炮，其何能敌？”针对是否要褒奖方伯谦，李鸿章的态度是“如无确实证据，岂能滥赏？”

成欢驿之战可作同一逻辑链的推断：北路大军进驻平壤时，中日两国已经正式宣战。北路军集结于平壤的原意，本来也是准备与叶志超、聂士成的牙山部队相呼应，南北夹击驻汉城一带的日军，然而在丧失牙山、成欢驿等中部战略要地后，此种形势已不复存在，原有计划被完全打乱，若叶、聂部果真连战连捷，何至如此？

李鸿章对成欢驿之战的实际情形还是心中有数的，问题在于，除了叶志超，他也拿不出更好的人选。以成欢驿之战为例，其实从“高升”号被击沉开始，就已注定，这场仗不管谁指挥，都很难打赢。日军方面也承认，如果他们在丰岛海战中没有击沉“高升”，牙山华军在兵力和火力方面就会超过日军，“成欢驿战斗的胜负就很难定论”。

具体到成欢驿战斗，其间出现致命战术失误的也是聂士成，而不是叶志超。有人说战前叶志超犯了分兵的错误，不该分兵把守牙山和公州，以致削弱了成欢驿主力部队的战力。这种说法其实是不了解战场上的实情，因为在战争中，攻守双方所处态势是完全不同的，概言之，攻方总是能够集中兵力突破一点，而守方则不可能集中兵力只守某一要点。设想一下，叶志超若是不管牙山、公州，只守成欢驿，届时成欢驿倒是守住了，牙山、公州却都丢了，成欢驿守军不仅将陷入绝境，而且撤都没法撤，他们所面临的命运极可能是全军覆灭。

还有人认为，叶志超坐镇公州，预先留好退路，令叶、聂各部在关键时刻失去了破釜沉舟的勇气，要不然，成欢驿一战或许就能反败为胜。此说就如同朝廷的一些清流派御史所言，都是弃战斗中的客观因素和条件不论，只是一味拔高战斗中的精神作用。再者，当时叶、聂部的士气也并不高，成欢驿之战后，日军在打扫战场时发现，华军营帐内散落着dubo工具，他们分析认为，这是由于清军据朝日久，“颇感无聊”，所以才“耽于dubo”。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肯定也与丰岛海战的落败，大批陆军士兵的非战斗减员有关，弁勇们已经感到前途茫然。在这种情况下，恰恰是留着后路，才能让众人安心作战，那种以为军队凡临绝境，就必然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只是书生之见而已。

正是因为清楚在朝军队的实际状况和困难，所以在朝廷决定任命叶志超为平壤前线总指挥后，李鸿章虽然私下里也颇以缺乏良将指挥前敌军事为忧，在给刘铭传的信中直言“现在前敌各军相继前进，如于有将无帅”，然而公开场合仍旧力挺叶志超，要求诸将听其调遣。

李鸿章和朝廷都不知道，叶志超在北路诸将心目中早就已经黯然失色，而这一时间点，就出现在四路大军兼程抵达平壤，与叶、聂部会合之际。出现在四路大军面前的叶、聂部，几乎就是一个残兵的模样——北撤时，为了躲避日军的追击，叶、聂部穿林越峪，绕道而行，途中缺粮少药，备尝甘苦，到达平壤时，已经个个衣衫褴褛，情形委顿，与旌旗招展、器械鲜明的北路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朝廷收到的只是经过粉饰的报告，大家看到的却是真相：叶志超打了大败仗！

一个谎报战功的败军之将，有何资格统领我们？诸将各有意见，都不愿服从叶志超的调度。据聂士成称：“电旨派叶军门（叶志超）为诸军统帅，一军皆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