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天气（第1页）

1894年7月26日，“济远”抵达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刘公岛，带回了关于丰岛海战的报告。

翌日晨，李鸿章收到报告，立即致电总理衙门，指出日本不顾国际公法，对中国不宣而战，各国必动公愤，尤其日军竟敢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英国zhengfu必不答应。

李鸿章在电报中的隐含之意，是希望利用“高升”号事件，促使英国等欧洲列强出面干涉。事实上，“高升”号事件并不在日本zhengfu的预想之内，毕竟日本虽觊觎中朝已久，但还没有做好与欧洲列强直接冲突的心理准备。击沉“高升”号其实是日本海军，或者说是东乡平八郎现场所做出的临时处置，事前事后都没有上报zhengfu，日本内阁最初获知“高升”号事件，竟然不是来自海军的报告，而是发自中国上海的电报。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为震怒，很担心由此引发列强干预，特别是来自英国的报复，因此痛斥了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外相陆奥宗光也写信给伊藤博文，直陈忧惧之心：“此事关系实为重大，其结果几乎难以估量，不堪忧虑。”他同时提出了停止增兵，在前线与华军脱离接触等措施，以免列强真的以“高升”号事件为由进行干预。

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电报，被迅速转至军机处，翁同龢等军机大臣会商后，认为日本在各国众目睽睽之下，袭击中国军舰并击沉英国商船，系主动挑衅的一方，中国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向日本宣战了。他们据此上奏光绪皇帝，建议撤回驻日使节、布告各国并对日宣战。

这一天北京的天气忽雨忽晴，中午电闪雷鸣，继而骤雨，晚上却又转晴了。光绪的态度也像天气一样，起伏不定，他本来要召见军机大臣，研究向日本宣战及布告各国事宜，但后来又决定稍缓几天再说。

之前官员们关于和战的争论，虽然一度非常激烈，然而双方始终都未只是局限于政治判断的范畴，即主战者以日本不过一海中小国，不难一战而胜之，主和者则强调华军装备不如日军，需依赖国际力量居间调停，否则难以取胜，其间在指挥和调度作战方面都几乎毫无涉及，更遑论有何作战计划和预案。至于光绪，虽然他本人一直跃跃欲试地对日主战，可是对于如何打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后果，同样心中无数，事到临头，你要让他一个人担起责任，决定打还是不打，自然不免要犹豫踌躇一番。

处于清廷决策中枢之下的李鸿章，只有在焦急中，继续等待皇帝和中枢的进一步指示。晚上，他接到总理衙门来电，强调中日实际已经决裂，且从丰岛海战的情形来看，日本有意“毁我兵船”，要求加强北洋海军的防务。李鸿章原本即有此意，于是马上电令丁汝昌严加戒备，威海基地的各舰随时保持备战状态，官兵夜宿船上，不得回家。

丰岛海战及其结局，使得牙山方面的局势更趋严峻。这次海战前，李鸿章原计划是将牙山驻军海运北上，与北路军一起进驻平壤，正是牙山统将叶志超提醒他说，日本海军已经麇集于仁川一带，牙山部队又目标显著，一旦被其发觉，海运风险过大，所以才促使李鸿章临时对原计划做了修改。叶志超同时建议牙山部队可仍驻日军后方，以便战争爆发后，可以与北路军配合，“梗日兵南路”。李鸿章予以采纳，并决定重金租赁英国商船，秘密调兵直接增援牙山。

按照李鸿章的如意算盘，援军的目标相对而言要小些，又由英船运输，就算秘密行动被日本军队发现，对方也得有所顾忌，然而随着丰岛海战和“高升”号事件的爆发，他的这一设想被毫不留情地打破了。

“高升”号是三艘运兵船中载运官兵人数最多的一艘，计有一千一百多人，随着“高升”号被击沉，近乎全军覆灭，随船携带的十二门火炮亦永沉海底。最终，只有“爱仁”“飞鲸”所载运的官兵，共一千四百人得以登陆牙山，牙山方面所得到的援兵数量，仅相当于原方案的一半多一点。其时进逼牙山的日军共四千人，如果没有发生“高升”号事件，淮军牙山部队便可望接近五千人，大炮增至二十一门，与日军对峙，会占有更多优势，如今则已无优势可言。

丰岛海战后，叶志超和总兵聂士成都意识到，牙山将很可能成为日军的第一个进攻对象。牙山偏居海滨，地势平坦，无险可据，实为易攻难守的“军事绝地”，地势既然不利，设防的要求相应就高，奈何守军的兵力、火力都不足，搞得叶、聂在排兵布阵时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二人经过讨论，决定主动调整部署，由聂士成率主力部队两千八百多人移防至成欢驿驻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