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将仇报（第1页）

翁家在翁心存、翁同书之后，前景最不可限量者，为翁心存的幼子、翁同书的弟弟翁同龢。当曾国藩回北京拜见慈禧与同治时，翁同龢主动上门去与曾国藩晤谈，且谈话过程中，无一字论及往事，从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一点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迹象。

翁同龢爱写日记，按其日记所载，当时他所想的，只是往年尚能前往位于家乡江苏常熟的翁氏祖茔祭拜，今年则没法回乡了。至于如何了结翁、曾两家的恩怨，翁同龢虽未挑明，但所写“忠恕二字一刻不可离，能敬方能诚，书以自儆”，却无疑给出了答案。

翁同龢对曾国藩的态度以及其日记所载，被认为是他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已然放弃了对“劾翁案”直接仇主的报复，是公义战胜私怨，时间冲淡遗恨的结果。事实似乎也是如此，翁同龢不但未对曾国藩寻仇，在曾国藩死后，也未对其子孙有任何报复行为。

可惜，翁同龢的胸襟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宽广，恰恰相反，他还以心胸狭窄，性格睚眦必报著称，所谓“好蓄小怨”。小恨小怨尚且牢记不忘，父死兄徙这样的深仇大恩，又岂能不报？

只不过翁同龢作为政治家，又确有其务实的一面。“劾翁案”发生时，翁同龢尚为提督陕甘学政，及至曾国藩进京，他也只不过是国子祭酒。一个没有实权的学官，居于这种身份，翁同龢又怎么敢与湘军大帅，有着中兴元勋身份的曾国藩公然作对呢？

曾国藩死后，曾国荃还是朝中大吏，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亦担任要职，翁同龢要想找曾家的碴，并不比曾国藩生前时容易，再者，这样做，目的和动机也过于明显，无异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翁同龢只能将一腔怒火与怨气，发泄在与“劾翁案”有牵连的其他湘军人物身上。在翁同龢的日记中，有一则记录他怀疑为曾国藩捉笔代写弹章的人，是曾国藩的幕僚徐子苓。这足以证明，翁同龢没有像其所刻意表现出来的那样，对“劾翁案”予以释怀，他不仅相信世传曾国藩的参折为代笔一说，而且对于代笔人耿耿不能忘。

翁同龢在日记中没有提到李鸿章，并不说明他对李鸿章就不怀疑。毕竟外界对于弹章出自李鸿章之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还有人说李鸿章“一纸奏折显身价”，正是因为代曾国藩写《参翁同书片》，得到曾国藩的肯定，其后的事业也才得以“隆隆直上”。

徐子苓没有做过什么大官，且很早就已辞官归隐，翁同龢就是想报复，也无从下手。李鸿章不同，他是天下第一督抚，天天在庙堂之上招摇。从翁家的角度来看，若果真是“一纸奏折显身价”，李鸿章如今的显赫，可以说就是用他翁家的惨痛和凄凉换来的。

对于李鸿章代笔一事，尽管清代笔记上言之凿凿，连细节都历历如绘，但无论是史籍，还是曾国藩、李鸿章留下的文字资料，都未有正式记载，研究者因此认为，此事尚有诸多存疑之处。退一步讲，即使李鸿章对弹章有着某种程度的参与，或提建议，或直接捉笔，那也是他作为幕僚的职责所在，是奉命行事，如有的评论所说，“公事公办，并非私见”。

问题在于，翁同龢没有必要一一论证坐实后，再去决定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李鸿章不是光曾国藩的幕僚这么简单，他跟翁家还有另外一层复杂的关系。

李鸿章作为翁心存的小门生，得其教诲，这是翁家对李有恩；李入湘系，两边分道扬镳，也说不上到底是谁欠谁的；最后李鸿章反戈一击，予翁家以重创，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世间的恩怨纠葛从来如此。倘若代笔人真是徐子苓或者其他人，也就没啥好说的，人家吃的是幕僚这口饭，总要让人家吃饭吧；但如果是李鸿章，那就不能完，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