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黎事件（第1页）

屯梅等地出现的不速之客，正是米乐应法国zhengfu之命，从东京远征军中调出的部队，其任务是北上接管谅山。该部队的指挥官为法军中校杜森尼，包括一个法国海军登陆营、一个阿尔及利亚连、两个越南雇佣兵连以及其他辅助部队。6月22日，他们带着由越南人组成的运粮骡马队，到达北黎附近的沧江岸边，此处名为观音桥，距谅山约六十公里，距中国边境约八十公里。

次日晨，法军开始准备渡河，继续向谅山前进。法国海军登陆营最先下河，这时河对岸突然传来一阵枪声，但看情况并不是要予以突袭，而只是鸣枪警告。杜森尼没有加以理会，继续指挥所部过河扎营。

鸣枪者正是驻防观音桥的中国军队。看到大批法军入境，守将万重暄立即按照李鸿章、潘鼎新的事先布置，派信使送来照会，提议由杜森尼给总理衙门发电报，要总理衙门向华军下达撤退命令。

杜森尼拒绝接受照会提议，坚决要继续向谅山方向进军。万重暄闻讯，亲自来到法军营地外进行劝说，表示如果杜森尼实在不愿意发电报的话，他可以直接向上级请示，只是中方通信手段落后，需要等上至少六天时间，才能知道结果。

万重暄的劝说未起作用，当天下午三点，杜森尼宣布结束观音桥前的谈判，在遣回中国信使的同时，称法军将于一个小时后继续前进。

一方偏要进，一方不肯退，冲突在所难免。一个小时后，法军首先向华军开火，炮击华军阵地，华军被迫还击。双方展开激战，一战下来，法军阵亡二十四人，华军伤亡三百余人。虽然场面上法军占优，但驻防观音桥的广西桂军共有三万余人，兵员数量远较法军为多，加上法军准备不足，故而最终华军守住了阵地，法军退回河内。这就是所谓的北黎事件，也称观音桥事件。

消息传至法国，舆论为之哗然，认为中国不守信用，单方面破坏了《李福协定》。1884年6月26日，法国zhengfu授命米乐，停止在越南的局部撤军行动。翌日，内阁总理茹费理亲自致电李鸿章，提出正式抗议。随后，法国海军提督利士比派副将日格密赴天津见李鸿章，以中方违背《李福协定》，使法军在北黎事件中遭受损失为由，提出赔款要求。

对于北黎事件，中国国内舆论同样表现得极为愤怒，指责法国违约在先，由左宗棠加入的军机处，在对法态度上变得越来越强硬。另一方面，清廷也自知力不如人，为免事态继续扩大，决定将在越军队主动撤回谅山、老街一线，同时任命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希望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能够迅速赴津与之谈判。

李鸿章因为签订了《李福协定》，已在舆论旋涡中成为众矢之的，处境极为难堪，就连法国人也敏感地意识到，北黎事件使北京的主战派占据了上风。确实，朝廷在对李鸿章多有申斥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倚重于左宗棠，李鸿章已被实质性地撵出了中法交涉的核心决策圈。发现这一点后，法国对于和谈的条件愈加苛刻，巴德诺到达上海后即拒绝北上赴津，坚持以中国先赔款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

7月12日，在京的法国驻华代理公使谢满禄向中国zhengfu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立即从北圻全境退出，并给予三千五百万两白银的巨额赔偿，否则法国将在七日内动武。通牒发出后的第三天，法国海军少将孤拔即率法国远东舰队主力抵达闽江口，与中国福建水师同泊于马尾的马江江面，双方形成对峙局面，而且法舰占据绝对优势，马尾形势骤然紧张。

面对法军的严重威胁，清廷开始动摇，奕譞托词越南即将盛行瘴厉，请旨将驻越部队暂时调回内地休息整顿，慈禧随后发布上谕，命岑毓英、潘鼎新将谅山等处的防军撤回滇粤关内驻扎。19日，也即通牒限期的最后一天，清廷改派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赴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进行议和谈判。法国见状，认为中国已经屈服，便表示可将动武的最后期限延至8月1日。

法方继续索要巨额赔偿，并屡次威胁要派兵攻占中国的基隆、福州等地，以作为质押物。由于双方在赔款问题上各持己见，会谈迟迟未能正式开始，经过多方斡旋，至7月28日，中法才开始在上海正式会谈。

离法国新设定的最后期限也越来越近，身处局外的李鸿章致函曾国荃，希望他能够在谈判中据理驳斥巴德诺，但他心中清楚，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新的战争恐难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