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怪物（第1页）

要闯难关，须用大招。一年多来，英国借滇案对中国提出种种要求，其实都是想抛开其他国家，单独扩大其在华权益，这让各国日益产生了不满情绪，对威妥玛的一些蛮横做法也不赞成。李鸿章看破了这一点，还在滇案的交涉初期，即采用他最拿手的“以敌制敌”策略，有意将滇案与西方大国要求修改商约的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成功地引起了各国对滇案的关注。

由于认为烟台谈判的结果与本国休戚相关，美国公使西华才会劝李鸿章尽快赴烟台谈判，即缘于此。嗣后，包括美国在内，各国驻华公使纷纷以避暑度假为借口，突然集体来到烟台，这让英国人感到巨大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方在会谈地点选择上所处的劣势。

在第一次谈判结束后，李鸿章继续沿用“以敌制敌”的基本路数，虽然内心焦灼，但表面上却故意装出不紧不慢、镇静悠闲的样子，一面表示不急于商谈滇案，一面先后应邀参观了德、英两国的军舰。

在中国，皇帝的生日被称为万寿节，由于光绪帝年幼，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所以这时大清朝分别要为光绪、慈安、慈禧举行万寿节。到了慈安万寿节这一天，李鸿章便借此名义，设宴招待英、德、美、法、日、奥、俄七国公使及英国的两位海军司令。席间他仿照西方的规矩，与众人饮酒交谈，在营造出“群情欢洽”的气氛后，即抓住时机，提及第一次谈判遇阻的情况。各国公使听后议论纷纷，都觉得在滇案中，英国实际并不掌握岑毓英下令sharen的所谓“确凿证据”，既然如此，就不应该提岑来京问罪，英国公使得理不让人，缺乏绅士风度。

在场的威妥玛颇为孤立，开始意识到若死抓着将滇案提京不放，以致无法与中方尽快达成协议，对英国也未必有利。在此后的几次谈判中，虽然威妥玛仍将滇案提京作为讨价还价的砝码，但在李鸿章的坚持和各国公使的反对下，他最终还是放弃“问罪滇抚岑毓英”，转而另议其他条款。

虽然闯过了一道大关，但接下来的另议环节，也很吃力，很不容易。在会谈中，威妥玛声称据其观察，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十八省地方官仍然大多对洋人持藐视态度，他扬言只有让英法联军再次打进京城，这种状况可能才会再有所改观。李鸿章对此类威胁早已习以为常，并不以为意，但接下来威妥玛提到的一件事，却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也让他十分感到被动。

威妥玛说的是：“此案（滇案）若问真正罪人，不是野番（即中方所称的‘野人’），不是李珍国，也不是岑抚台（岑毓英），而是中国军机处！”李鸿章开始以为他又在虚声恫吓，谁知他边说边取出了一道谕旨作证，李鸿章取来细看，原来是咸丰十年也即1860年间，由军机处起草和颁布，要求地方官限制洋人的一份谕旨！

这属于中国的核心机密，英国人是如何弄到手的？李鸿章目瞪口呆，事后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特地把那份谕旨照抄附呈，极为痛心地指责说：连如此机密都为对方获得，我还能什么办法？

尽管在信函中向朝廷发了牢骚，但李鸿章仍依靠其外交和谈判技巧，竭尽所能地在谈判桌前与威妥玛进行争夺。1876年9月13日，中英双方正式签约，这就是《烟台条约》。《烟台条约》分成“昭雪滇案”“通商事务”“优待往来各使节”等多个环节，其中的“昭雪滇案”含派大员到英国道歉，赔偿二十万两白银。由于没有把将滇案提京和“问罪滇抚”写入，条约主要内容变成了“通商事务”。

“通商事务”方面，包括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租界免收洋货厘金等。从这几个条款尤其是增开口岸来看，中方确实利益受损，有人批评“添开口岸”将使“通商之患”永无休止。不过李鸿章的老到之处在于，虽然他为避免决裂和战争，不能推翻总理衙门先前的允诺，但绵里藏针地给洋人们下了一个套：条约中有关租界内免收厘金一项，对条约所涉及的西方各国并没有好处，实际上等于变相承认了中国zhengfu在租界之外，有对洋货征收厘金的权利。

当然，对于李鸿章而言，他并不愿意签这样一份条约。在《烟台条约》签订后，他即奏请朝廷谕令各省督抚，要求今后对于执有护照往来于内地的洋人，都务必按照条约规定，对其人身安全予以保护，若再出现洋人遭到伤害的事件，将唯该省官吏是问。朝廷也终于吸取教训，在收到这一奏请的当天，即颁发上谕，申令按李鸿章所请内容执行。

李鸿章曾断言，《烟台条约》签订后，“从此二十年内不至生事”。现实情况是，在此后的二十年里，英国确实再也没有能够找到借口寻衅，不仅如此，因为觉得吃了暗亏，英国zhengfu还只好请求清廷重新谈判。

直到《烟台条约》签订九年后，因为中法战争的压力，中英才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而英国zhengfu迟至第二年才予以批准。这就等于说，在足足十年时间里，《烟台条约》实际已沦为一纸空文，很多让英国人感到棘手的事都被长期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