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战略（第1页）

与年岁和心气都已进入衰退期的曾国藩相比，李鸿章正值朝气蓬勃的壮年，戎马劳顿根本不在话下，满心渴望的就是能否在更高层次上建功立业。别人接访取印都要客气谦让一番，李鸿章全不管这一套，接到朝廷要他协办山东军务的寄谕，二话不说，便立即起程赶往徐州，使曾国藩感到“颇为迅速”。接着，在奉命署理钦差大臣关防后，李鸿章又不顾常规礼仪，派员直接到曾国藩处索取关防，曾国藩当时就被惹恼了，对来人说：“我以为当面将关防交付（李鸿章），才显得慎重，不过现在就这样取去，倒也省事了！”

如果换一个人，可能就记恨上了李鸿章，但曾国藩的涵养极高，遇事皆能隐忍三分，而且他们师生的关系本来也非同一般，曾国藩素知李鸿章的性格，过后即不以为意。这也是曾、李非要让对方为自己筹饷，才觉得放心的原因所在，后来李鸿章能够在前线安心“剿捻”，也确实有赖于曾国藩在后方为他妥善解决了粮饷供应问题。

曾国藩不会在意李鸿章情不自禁时的失态和失礼，他担心的是，李鸿章太过锋芒毕露，我行我素，会不会妨碍“剿捻”。回到南京后，曾国藩有一次颇为忧虑地对幕僚赵烈文说：“少帅（指李鸿章）近来颇有些骄傲，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他此次挂帅，按我的估计，必不能制贼！”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就像曾国藩站在局外，对李鸿章的优劣势看得更清楚一样，李鸿章上阵前，也已捉摸出曾国藩的败因所在，那就是过度谨慎，被动设防，终至“日久无功”。接任后，李鸿章即率领淮军精锐五万余人，配备洋枪三四万支，火速赶往山东济宁前线。在济宁，他根据明臣孙传庭进攻李自成起义军的办法，制定了名为“扼地兜剿”的新战略，简单说来，就是不跟捻军在四通八达的中原平旷区域兜圈子，而是把他们诱至山重水复的复杂地域，限制其骑兵的机动优势，继而集中各省之军，合力从四面进行围困。

李鸿章张网以待，却没想到捻军根本就没入他的套。原来赖文光立志复国，欲在四川建立像太平天国一样的政权，在他的倡议下，捻军首领们决定兵为两支，一支由赖文光率领，拟经湖北进入四川，是为东捻军，一支由张宗禹率领，拟入陕西联络回民义军，再图入川，是为西捻军。当李鸿章抵达山东时，东捻军发挥其流动作战的特长，突然由山东折而西进，由河南入湖北，于当年年底进至德安、安陆之间，把淮军甩在了千里迢迢外的山东。

发现捻军去向后，李鸿章忙率部追至湖北。李鸿章亲统淮军，如臂使指，指挥效率和有效性大大提高，东捻军刚刚在安陆府的臼口镇立住脚，尚未与已在陕西的西捻军取得联系，淮军就已追到眼前，他们来不及休息整顿，就不得不仓促应战。

安陆臼口镇一带地形复杂，前有长江、汉水阻挡，后有大洪山脉之险，山路曲折交错，河湖港汊遍布。这正是李鸿章“扼地兜剿”所需要的地理条件，不管东捻军的骑兵如何善于驰骋千里原野，到了如此狭窄的地域，也再难以发挥所长。李鸿章认定聚歼捻军的好机会到了，于是立即制定“臼口之围”的作战计划，调动湘淮军七万余人分路并进，其中包括淮系的铭军、湘系鲍超的霆军、曾国荃复出后重新招募组建的“新湘军”以及地方上的豫军、皖军。

时人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称为“江南三大吏”，左宗棠奉命到西北攻打西捻军，走到汉口时，道路被东捻军挡住，临时留在汉口，朝廷命令他协助李鸿章指挥作战，加上在南京供给饷银和军火的曾国藩，三大吏都被动员起来，平捻战场上的清军主力也全部集结于臼口。东捻军方面，兵员达十余万，拥有众多久经战阵的老兵和精锐的骑兵，自踏破曾国藩的河防防线后，更是士气高涨，人人不惜一搏，故而双方甫一出手，就已使战役变成决战性质。

东捻军为试敌锋，先行试战，1867年1月11日，在臼口镇附近的沙冈集，湘淮军中最薄弱的环节即新湘军遭到攻击，捻军大胜，新湘军松字营被歼四千人。统将郭松林身中七枪，重伤被擒，后因胫骨已断，无法行走，捻军又不知道他是敌军主将，便将其抛弃在路旁，郭松林方得以逃脱。沙冈集之战后，曾国荃威名扫地，他自己也灰心丧气，开始萌生退意。

在新湘军身上试完刀，东捻军随即剑指作为平捻兵团主力的淮军。半个月后，他们在德安与淮军中的大枝营头盛军、庆亲军、树军交战，树军统将张树珊贪功心切，与大部队拉开距离，结果在杨家河被捻军抄后路包围，张树珊力战阵亡，树军亦伤亡殆尽。

两战特别是杨家河之战，令平捻兵团深受震撼，看到连武器精良的淮军都吃了大亏，各路参战清军噤若寒蝉，纷纷依托村寨堡垒固守，鲜有敢与捻军进行野战者，即便偶有胆大的，也无不落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