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第1页）

东西方思想观念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中国虽然自古就有“杀降不祥”之说，但在现实政治和战争传统中，更加讲求的却是“势”与“术”，因此历朝历代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杀降事件。

按照李鸿章的说法，是八王首先违背信义，仗着人多势众，进行要挟，那还有什么不可以杀的呢？李鸿章的老师、身为理学家的曾国藩，在得知此事后，就连声叫好。

朝廷亦作如是观，主持总理衙门的议政王奕?在看完李鸿章的奏折后，亲自在洋人面前替其辩解，说倘若不将八王斩首，则不仅苏州城内的清军会被杀得一个不剩，而且八王手下的“二十万”降众，又会重新成为太平军的生力军，之后双方更大规模的杀戮，势将不可避免。

有了朝廷的明确支持，李鸿章原本有些紧张甚至稍显慌乱的心情大为缓解。不过作为对洋人情况最为熟悉的大吏，李鸿章也明白仅仅让朝廷站在自己一方还不够，如果外交上的误会不消除，僵局不打破，“中外和好”的大局还是会受到影响。再者，尽管他在奏折中刻意贬损常胜军的作战能力，甚至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也说“外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常胜军）是个好帮手，知道的就明白他们只是磨难星”，但实际非其真心，因为截至进攻苏州城，淮军都仍然离不开常胜军，后面还要攻打常州等城池，仍然急需戈登率常胜军回到战场，以助淮军一臂之力。

李鸿章需要找第三方出来进行调解。彼时正值中英关系融洽之际，两国虽未正式结盟，但也似乎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事实婚姻”，大清国甚至将海关财政大权，都交给了英国管理团队，英国人俨然成了大清国的内当家。这个英国管理团队的为首者和核心人物，即新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赫德是翻译官出身的英国政治家，汉语流利，如今的身份又是中国雇员，让他来居中调解，可谓再合适不过。

在李鸿章和清廷的请求下，赫德首先前往苏州，对杀降事件进行调查。1864年1月22日，中午11点，两人在李鸿章的新居，即苏州城内原忠王府见面，李鸿章详细说明了杀降的前因后果，赫德听后得出结论：“看来他（指李鸿章）做得对，而且有必要，并非预先策划背信弃义的行为。”

当天下午，赫德离开苏州，到昆山去劝解戈登。恰好此时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留在昆山大本营的常胜军因拿不到饷银，军官层又开始不安分起来，让戈登感到难以驾驭，他在给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的信中声称，他已确信有三百名外籍军官准备加入太平军，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被迫离职，之后常胜军将被重新置于华尔或白齐文式的人物手中，意谓常胜军又将脱离英国的掌控。

戈登在冷静下来后，自己也对杀降案重新做了调查，经过调查，他也像赫德一样，形成了李鸿章处理该案时，并非纯粹的滥杀无辜，而是“情有可原”的印象。当他在昆山见到赫德时，不由脱口而出：“你差点又遇不到我，因为我今天快要去苏州拜访抚台（即李鸿章）了。”显然，即便赫德不来找他，他对李鸿章的做法也已达成初步谅解，并决定去找李鸿章和解了。

2月1日，在赫德的极力调停下，李鸿章、戈登、赫德在苏州会晤，李、戈达成妥协，李鸿章向常胜军拨付拖欠的七万饷银，同时发布告示，说明杀降事件与戈登无关，戈登则同意在春节过后带常胜军出战。

几天后，赫德写信给卜鲁斯，为李鸿章的杀降行为作了长篇辩护，公使认为言之有理，随后便在给戈登的信中说“我能够理解李巡抚……”。

虽然洋人说可以理解，但杀降案之后他们的步步紧逼，不依不饶，也已经把朝廷和李鸿章都给弄得焦头烂额。朝廷特地在批件中提醒李鸿章，以后攻城，如果太平军真心投诚，无论是新老“长毛”，原则上都是给资遣散，对于降将的处理则必须上报，不得自专。李鸿章也后悔不迭，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做擅自斩杀降将的事了。

2月14日，清廷通过卜鲁斯向戈登转达函札，书面保证今后凡是由戈登参加作战的战场，涉及太平军投降环节，必须经过他同意，否则不采取任何行动。

嗣后不知道是良心受到谴责，还是为了挽回局面，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李鸿章还亲自参加了郜永宽等八王的丧葬仪式，对其进行祭奠。这些都有助于他和戈登及其英国zhengfu达成谅解，至此，由苏州杀降案引起的外交纠纷基本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