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锤定音（第1页）

民间有一种说法，是程学启给李鸿章出了毁约杀降的主意。人们说，程学启在太平军时与郜永宽是结义兄弟，郜永宽有两个妻妾，都长得十分美貌，程学启久已觊觎其妻妾，于是便借机杀夫夺妇。

抛开程学启是否真会如此色胆包天不提，这种说法基本撇清了李鸿章的责任。事实上，在当时的各种笔记中亦有类似记录，如李鸿章的幕僚周馥就作证，谓李鸿章菩萨心肠，以为杀降是大罪，万万不可，劝程学启止杀，但程学启却以“我必行之”力争，李鸿章拗不过他，不得已只能应允。李鸿章的其他一些幕僚亦作此说，有人惟妙惟肖地如此描述——

程学启假装答应八王的要求，回来后即谒见李鸿章，请求诛杀八王。李鸿章愕然之下予以拒绝，说既已有降约，怎么能这么做呢。程学启答道：“此一时彼一时也。情势不同，时不我待呀！”李鸿章还在踌躇，程学启等不及了，竟然把官帽脱下来，扔到李鸿章面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那我就只有离开淮军了，说完就要拂袖而去。李鸿章赶紧站起来，拉住他：“留步，我现在听你的，何必发怒呢？”程学启这才停住脚步：“如果你真听我的，就请让我指挥！”

此类说法和记载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漏洞，即忽略了程学启的地位身份及其处境。程学启是淮军副将、诸军总统，职位高过其他统领营官，这不假，但他毕竟不是主帅，最多只是副手，湘淮军的主帅在本军之中都拥有绝对的统治力，断没有一个副手先拿主意，然后逼主帅同意的道理。

降将始终是降将，只能屈尊顺势，紧跟主帅，程学启能够在淮军中崛起，得到李鸿章的重用，恰恰是因为他对此非常拎得清，所以他不太可能成为八王案的主谋，更不可能做出逼李鸿章就范的事来，倘若如此，恐怕他自己离送命也就不远了。

同样是碍于太平军降将这一身份，当李鸿章向程学启征询意见时，也就等于把一块烫手的山芋放在了他手里。很明显，程身为降将，若反对杀降，势必引起李鸿章的怀疑，选择拘押吧，李鸿章既已考虑了种种麻烦和莫测因素，就说明这不符合其意，那么程学启就只有支持杀降了。换句话说，李鸿章其实并不真正需要和别人商量，他只需要一个关键的人为他的杀降投赞成票。

当然，即便没有李鸿章做主，程学启也不乏杀降的动机。程学启在投降前只能算是太平军中的一个中低级将官，郜永宽则是堂堂纳王，程学启已在李鸿章帐下得势，他肯定不希望有另外一个降将来抢他的风头，动摇其地位。

除了降将，程学启也忌洋将。所谓一山不容二虎，程学启与戈登早就互生嫌隙，明争暗斗，李鸿章看在眼里，但他遵循早年从福济那里学到的权术，有意通过部下相互之间的不和，来对他们进行操纵，故而并不积极调解，程、戈这种你看我不顺眼，我见你也不开心的状况也就一直延续了下来。

程学启赞成先下手为强，以杀降代替抚降，他按照自己对太平军内部情况的了解，强调八王“罪孽重大”，本就该处以极刑，现在只要把作为头目的八王杀掉，即可解散余众，避免情况恶化。

程学启这么一说，就帮助李鸿章下定了杀降的决心，他也不再想去找戈登复议了，概言之，李鸿章虽是杀降的主谋，但为其一锤定音者，则是程学启。

1863年12月6日，即八王携慕王首级献清营，李鸿章和程学启密谋对策，定下诛降之计的次日清晨，戈登命常胜军开回昆山。虽然还在和李鸿章闹意见，但戈登仍心系这位淮军大帅，考虑到常胜军官兵对仅发一月饷银心生不满，他特地派员保护李鸿章的官船，以防止其受到威胁。

上午11点30分，戈登与郜永宽见面，戈登本来也打算派员保护他，但郜永宽反而劝其不用担心，并答应调千名士兵补充常胜军。之后，以郜永宽为首的八王便骑着马，出城赴淮军大营参加归降仪式，他们全然不知道前方已是杀气腾腾，一场厄运即将从天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