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故（第1页）

程学启手下的副将郑国魁与郜永宽等原先就是熟人，经过他的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派康王汪安钧潜入淮军大营，与戈登、程学启开始投降谈判。几天后，郜永宽又亲自出马，来到苏州城外的阳澄湖，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程学启的意思是要他将李秀成、谭绍光一并杀掉，但李秀成在军中威望极高，不像杀谭那么容易，而且郜永宽等受其提拔，也不忍心下手，最终只答应谋杀谭绍光，然后献城以降。戈登、程学启则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同时由朝廷给予将佐以一定官职，赏赐郜本人二品武职。

降约议定好后，程学启与郜永宽共同盟誓。程学启本身也是太平军降将，曾与郜永宽等同在一个阵营，在郜永宽等看来，出身降将的程学启应该能善待降将。不过历来战争双方进行投降谈判，本身就充满变数，程学启毕竟已是清军将领，谁也不能保证他能遵守誓约，所以郜永宽等又另外找了一个人作保，这个人就是戈登。

戈登虽是诱降的发起人，但他并不愿意参与受降谈判，甚至双方在谈判具体细节时，他都主动避开，是郜永宽等一再要求，才把他拉进来的。原因就在于戈登除了亦是太平军的敌对方外，还有一个洋人的身份，郜永宽等都认定，洋人最讲信用，说一不二，尤其白齐文在苏州城时，八王曾向他了解过戈登的品性，知道戈登人品甚佳。

确实，戈登向来反对杀俘和劫掠。昆山之战时，常胜军曾俘虏八百余太平军，戈登不仅没有杀，而且因为原有弁勇不服管束和斗志减弱，还将他们补充进常胜军，并给予同样优厚的待遇。这些都让郜永宽等觉得，舍戈登之外，很难再找到更合适的第三方介入，由其居中担保最为稳妥。

就在郜永宽等与淮军进行秘密交易的节骨眼上，李秀成自无锡抵达苏州，一到就发现城内军心涣散，将领动摇。他本有心放弃苏州、南京，将部队全部转移至广西，但谭绍光反对此议，主张死守苏州，郜永宽等心怀鬼胎，自然也不同意他的意见。

在明知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的情况下，李秀成与谭绍光恸哭而别，于深夜带上一万余人，匆匆离开苏州，前去援救南京。1863年12月初，淮军分水陆两路昼夜攻城，八王知道，这是程学启在为他们投降造势，于是便乘前往慕王府议事的机会，刺杀了谭绍光，紧接着，又将六名力主不降的王、将以及谭绍光部属一万余人（主要是两广老兵）尽将杀戮，之后才打开城门，将淮军先头部队也即郑国魁所带的五百兵勇迎入城内，二者协力，将残余的两广老兵驱出于西门之外。

淮军招降成功，但到这个时候，却又发生了新的变故。当八王提着谭绍光的脑袋来到城外的淮军大营时，首先坚决要求将降兵整编为二十个营，分屯于阊、胥、盘、齐四座城门，他们和淮军之间以墙分隔。接着又硬性请求将降将全部保为总兵、副将，并安排到指定的省份任指定的职务。

八王所提的这些条件均不在原定的降约内容之列，而且较为苛刻。淮军营制，一个营为五百人左右，二十个营即一万余人，而这时淮军在苏州城内外的陆军总数也才不过两万余人，倘若八王统带兵马重新与淮军为敌，绝对是李鸿章的心腹大患。这是其一，其二，所谓“阊、胥、盘、齐”四座城门，实际就是大半个苏州城，仅东门一隅可留给淮军驻守，如此一来，几乎就等于淮军并未能够真正占领苏州城，不要说李鸿章，就是朝廷也绝无可能答应。

八王所要求得到的总兵、副将，皆为正二、从二品高级官员，要知道，程学启冠盖淮军诸将，也才不过是副将。至于兑现实职，李鸿章显然更难办到，甚至即便他勉强答应下来，也不可能得到朝廷的同意。

就全国范围来讲，朝廷可给的实缺是有限的，没那么多职位正好空出来，即便是湘淮军的有功之将，很多也都是虚职待补，这也是为什么谈判中连郜永宽都只能给予虚职的一个客观原因。

从主观上讲，清廷对于降将，向来持先抚后察的原则，在降将通过必要的考验之前，不会轻易加以信任。当初曾国荃收降程学启，因忧其变心，曾将他安排在最危险的地方抵挡太平军援兵，程学启经历九死一生，曾国荃方才相信他不会再有异动。

李鸿章与曾氏兄弟不同的地方是，他不会因对方是降将而有所怠慢或失之偏颇，然而降将的实际行动，仍是他信任与否的标准和前提。具体到献城将领，李鸿章所期望的是，归顺后还能奋勇杀敌，立下功勋，之后再为其请赏。常熟降将骆国忠等献城后，起先也是给以虚衔、军功、顶戴，以资笼络，后来发现他们很卖力，李鸿章才将他们分编为四个营头八个营，其中骆国忠的忠字营就有四营之多。李鸿章又屡次为骆国忠请奖，因为觉得李鸿章开出的价码太高，朝廷甚至还批评了他，但最后仍依其所请，授骆国忠以副将并赏加总兵衔，赏戴花翎。

八王献苏州，其价值非骆国忠献常熟可比，李鸿章原本也认可这一点，称八王居功至伟，然而降将要靠实绩说话这条既定规则，依旧不可超越。况且，八王又不是像骆国忠那样主动归降和献城，实际上是在遭遇围困，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才投降的，其对清廷的忠诚度本身就值得怀疑，谁能保证他们不会降而复叛？在李鸿章看来，八王在降约之外又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不异于在进行要挟，此举恰恰表明他们毫无悔罪之意，随时可能因要求未得到满足而再次反戈一击。

所谓受降如受敌，倘若太平军降而复叛，受降者就必须为此承担相应责任，统兵大员胜保被朝廷赐令自尽，其表面的罪状之一，就是纳降复叛。再者，八王已为降将之身，但献城后，被发现其中仍有人连头都没剃，依旧留着长长的头发，保持着“长毛”造型，这是否又有诈降的嫌疑？这也是李鸿章必须加以考虑的。要知道，在此之前，淮军已经受到过诈降事件的打击，太仓事件导致淮军当场有一千多人被杀，李鹤章亦受重伤。八王实掌兵两万，与淮军在城内外的陆军兵员差不多，而且此时李秀成又正聚兵离苏州很近的望亭，倘若他与八王来个里应外合，名为投诚，实为诈降，其后果将不堪设想。